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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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各专业公共基础课,是 教育 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必修的课程,也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课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一思修论文2000字以上,希望大家喜欢!
《辅导员做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
【摘 要】做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意。辅导员应在加强理论学习、把握学生特点、解决实际问题、开展 社会实践 等方面入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关键词】辅导员;理想信念;教育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最亲密接触的人,在其教育、管理、服务的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也成为了高校辅导员的“必修课”。这个“必修课”并不是说辅导员只要简单灌输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站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战略高度,在理念思路、方式 方法 、载体形式等方面做足功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一、理想信念的内涵和内容
理想,是指人们对美好愿景的设想和追求,是有根据的、可以实现的目标,它是区别于空想和幻想的。信念,是人们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某种思想理论、价值取向、生活态度深信不疑的观念。理想信念是人生的航标、命脉和灵魂,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和左右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的动摇时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只有确立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指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是科学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这是对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中国社会高举理想信念精神旗帜最鲜明、最简洁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应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烈信心。
二、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现状
(一)就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
据2013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表明,大学生思想主流持续积极健康向上,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高度信任并拥护以同志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度认同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关注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意愿强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二)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存在片面性、模糊性和肤浅性
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入推进,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趋明显,一些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各种信息冲击之下也容易倾斜和摇摆,对国家历史和现实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些学生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理解不深,导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模糊、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里素质欠佳等问题。
三、大学生理想信念产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一)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体的主力军,其信仰的形成同样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大学生对改革共识与困惑交织,一些大学生在追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个人意识更加强烈,政治需求更加现实, 文化 需求更加多样,社会需求更加广泛,更多采用市场经济标准去评价,甚至走向功利主义的极端。从国际看,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事物上话语权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和竞争从未停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文化搏杀、思想争夺、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但一样博弈激烈,国内外较量和竞争阻滞了大学生对正确的理想信念的领悟与追求。
(二)高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存在不足
一些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育的形式还是局限于座谈会、讲座等传统会议形式,在内容上出现了泛政治化和教条化、教材化,片面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的讲授和灌输,出现了理想信念教育智育化的倾向,脱离了学生的思想实际和需要。一些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更多注重事务性的工作,比如班级的评奖评优、安全稳定、考风考纪等,而忽视了对于他们来说最为根本的理想信念教育环节。
(三)大学生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未完全成熟的生理、心理、知识结构等特点决定他们的理想信念难免出现偏差。当代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在优越生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母亲戚的溺爱,再加上缺少生活和社会阅历,一些大学生感到精神空虚、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对生活没有希望和乐趣,出现了没有理想信念或者即使有理想信念却出现了理想信念的功利化、自私化、空想化、片面性、模糊性和肤浅性。
四、对策
(一)加强理论学习领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基础性
理论揭示规律、明示方向,能够为理想信念提供有力支撑。因此辅导员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一是在理论学习的内容上,要带领大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大学生增强三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二是在理论学习的方法上,采用案例式、讨论式、研究式、体验式的 学习方法 ,多用讲 故事 、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在理论学习的话语上,多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多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少数空话、套话、场面话,使理论学习鲜活而不苍白、生动而不呆板、亲切而不生硬。四是在理论学习的载体上,既要运用好传统载体,例如研讨会、小型 辩论 会、演讲比赛等载体,又要运用好微博、QQ等网络资源载体,为学生开辟自由表达诉求和感受的 渠道 ,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二)分析学生特点引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针对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使当代大学生形成了特点显著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精神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行为上,追求自我支配和自主决策。辅导员只有充分了解学生在此方面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才能开展好工作。因此辅导员做好理想信念教育要认真分析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对学生的性格、地域、家庭、专业、年级、民族等信息都要心中有数,建立好学生特点信息库,一方面,发挥辅导员的自身优势,辅导员要善于用可亲可敬、平易和蔼又从容淡定、沉稳大气的肢体语言和语态眉宇传神、灵动善融,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了解学生的主体需求,把理想信念教育同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和把握学生思想特点、心理特点、行为特点、学业特点、恋爱特点、就业特点及其成因有机结合起来,和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在激发学生主体创造力,鼓励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三)解决实际问题助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实效性
面对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辅导员不能就理想信念谈理想信念,而应把理想信念教育和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当今的大学生除了学业发展诉求之外,还面临恋爱困惑、就业压力、 人际交往 等现实问题,辅导员只有把理想信念教育和关心、关注、关爱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服务学生的学业发展、服务学生的职业发展、服务学生的身心健康等方面下功夫,积极构建高效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建立完善学生诉求表达、矛盾化解、利益协调机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高质量的服务,使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主人公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要求辅导员不应当只是理想信念相关知识的灌输者,而应是新视角的提出者和新问题的发现者,善于用问题开刀,拿现象作靶,热切关注大学生成长中的困惑,从学生合理实际诉求出发,与 热点 面对面,同学生心贴心,敢于直面学生的困惑,善于回答学生的疑惑,系统解答学生的疑问,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在诚心回答学生疑惑,耐心解答学生疑问中开展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四)开展社会实践护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支撑性
大学生长期在学校生活,对社会了解不够深入,理想信念往往带有片面性和理想化的特点。大学生在学校树立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萌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到社会大课堂中,与现实生活发生交流碰撞,才能鉴别其真实性和存在的具体价值。辅导员应该积极鼓励并发动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在实践的领域上,不断探索社会实践新形势、新特色。如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专业认识实习实践以及一些基层项目,例如西部计划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使大学生在实践锻炼中砥砺品质,在实践锻炼中来了解和把握党情、国情、政情、民情和舆情的演进,在实践锻炼中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大局意识、底线意识和奉献意识。在实践内容上,注意发挥文化教育的优势和学生的专业和特长,坚持科技文化服务的方向,按照服务社会、完善自我的发展模式,让广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使大学生能够将个人理想信念和社会理想信念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知行统一,学以致用。
总之,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在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辅导员来说,就是要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导大学生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信念上的坚定,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大学生自觉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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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家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反思 与创新[J].当代教育论坛,2005(9):15-16.
作者简介:马凯(1984- ),男,河南郑州人,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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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观念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观念,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是思想最为活跃、接受新事物最为迅速的高智能知识群体,其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会有更深刻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就此现象,我们讨论大学、社会以及我们大学生自己应该如何增强法律观念,维护法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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