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创作中，导演无疑是控制整部电影艺术风格和艺术构思的核心。而无论是身为演员抑或导演，周星驰都能够以其特有的表演风格和表演理念主宰电影，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周星驰电影”概念。周星驰最为经典的电影均为喜剧，周星驰三个字已经被观众与笑料、搞笑等联系起来。文章从幽默的人物——特定背景下的小人物心态，幽默的语言——具有错位效果的语言戏仿，幽默的结构——叙事文本的碎片化呈现三方面，解读周星驰喜剧电影中的幽默元素。

　　在当下的电影创作中，导演无疑是控制整部电影艺术风格和艺术构思的核心人物，明星演员也只能服从于导演的安排，在讨论某部作品时，“导演名+电影”的称呼方式无疑标示着导演在电影中的灵魂地位。而无论是身为演员抑或导演，周星驰都能够以其特有的表演风格和表演理念主宰电影的票房和魅力，形成了特有的、具有品牌效应的“周星驰电影”概念，在香港影坛唯一能获得同样地位的除周星驰外只有成龙。而由于周星驰最为经典的电影均为喜剧，周星驰三个字已经被观众与笑料、搞笑等联系起来，因此其带有个人特色的，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意味的审美对象的电影又被称为“周星驰喜剧电影”。而对于周星驰喜剧电影中的幽默元素，可以分别从人物、语言与结构三方面进行解读。

　　一、幽默的人物——特定背景下的小人物心态

　　由于周星驰最早是以演员的身份为观众所熟知的，人物就成为周星驰电影中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幽默元素之一。自处女作《霹雳先锋》(1988)起，近30年来周星驰已经为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角色，周星驰本人也被认为是特定背景下香港平民的代言人。周星驰所饰演的角色基本上都为小人物。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后现代主义浪潮汹汹袭来以及所谓“九七大限”的确定，曾经因为武侠文化而风靡一时的“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在香港失去了市场，香港人在面临回归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感到生存的焦虑和困惑，所向往的仅仅是某种现代都市中个人至上，重视个人价值观的生活，而反感主动背负社会历史责任，拥有各类高尚品质，为宏大话语代言的古典英雄式人物，周星驰恰好应时出现，为观众呈现了诸多反英雄角色，迎合了观众的平民认同心态。而正因为这些小人物拥有某种玩世不恭或看破红尘的特质，现实世界的乖谬感便被凸显出来，电影的幽默感也便水到渠成了。

　　如在陈嘉上执导的，在港片中具有经典地位的《逃学威龙》(1991)中，警匪与校园两大题材因周星驰扮演的周星星以警察的身份在学校冒充学生卧底而结合在一起，萌生出别样的幽默感。周星星名义上是飞虎队的精英警察，神功盖世，因此被委以重任——去圣育强中学寻找警司丢失的枪支，进入学校一开始周星星处处被人瞧不起，喜欢女老师却又百般受挫。作为一名执法者，他接受的任务是荒诞的，他完成任务的方式也是荒诞的，他自称“我当年就是因为最讨厌读书，所以才当警察”。整部电影中周星星并没有远大的追求，而只是在校园中游手好闲，做的都是与同学打架，让老师给自己补课等与查案无关的琐事，幽默正是在其警察与学生两种身份的错位中传递出来的。又如，在王晶执导的《鹿鼎记》(1992)中，周星驰扮演生长在妓院之中，无意中混入皇宫当上假太监的韦小宝，同时，韦小宝又是反清复明帮派天地会的成员，身份错位又一次成为笑点。韦小宝在两难状态之下凭借自己的聪明机智两不得罪，而且还左右逢源，成为康熙皇帝的心腹，为康熙除掉鳌拜。又如《国产凌凌漆》(1994)中的内地特工凌凌漆，在大腿中枪需要取出弹头时，因为没有麻药而靠看黄色录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并且在黄片播放时看得极其投入，似乎丝毫没有感受到痛苦，这无疑是对关公刮骨疗毒这一情节的庸俗、滑稽化处理。而当搭档达文西跟他说一件“关系到十亿人民生死”的事情时，凌凌漆说的是他正在谈“儿女之情”，国家这种“小事”明天再说。这些人物的特点都在于缺乏优秀的品行和豪情壮志，而始终以一种利己的、刁滑的态度游戏人生，以言行举止中的古灵精怪愉悦观众。

　　到周星驰对其电影的主宰力度加大时，他开始有意识地为影片增加深度，他所扮演的小人物也就附带了底层小老百姓特有的悲情。但是，尽管影片中带有悲情意味，周星驰依然在表演上赋予人物怪异、荒诞和搞笑的种种特质。如在被公认为是周星驰的转型之作，由周星驰本人执导的《喜剧之王》(1999)中，周星驰扮演的怀揣演员梦想的尹天仇时运不济，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例如，尽管他只是跑龙套演一个死人，却还要和导演讨论这个死人的内心活动，因为不肯按导演的要求迅速死去而被大牌明星娟姐骂得狗血淋头;又如，在台下没有一个观众的时候也一丝不苟地在台上演《雷雨》和《精武门》等。尹天仇对演戏的执著被夸大了。这实际上依然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对那些无法“咸鱼翻身”的小人物在自己无力掌控的大时代背景下，尽管处境艰难但依然保持乐观、自爱的心态进行了阐述。

　　二、幽默的语言——具有错位效果的语言戏仿

　　戏仿(Parody)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最先只是作为语言学中的修辞方式而存在，如古希腊时期某种戏仿史诗的诗体。直到近代以后，才渐渐进入诗歌、小说等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范畴，即以前人使用过的，已经深入人心的话语、角色或写作范式，来表达新的内容，而新内容与原内容的语境往往是不相宜，甚至是悖反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戏仿在文学、戏剧、电影中的运用因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愈发活跃，经典之作亦层出不穷，戏仿可以说已经从一个局部性的技巧转变为一种颇为成熟的、独立的表现方式。戏仿的意义在于进行讽刺、曲解甚至颠覆模仿对象所要表达的本意，它能够充分地破坏受众的思维模式，从而传递出独特的审美感受，而其中就包括幽默，戏仿提供给人们另一种诙谐的、解构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因此，戏仿也是幽默元素的一种。周星驰喜剧电影中也含有戏仿，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语言戏仿，这是周星驰诸多幽默元素中运用得较为稳定的一种。

　　如《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中就有着对王家卫著名电影《重庆森林》(1994)的语言戏仿。电影中金城武饰演的编号为223的警察何志武患有失恋综合征，他曾有过两句经久不衰的台词：“在1994年的5月1号，有一个女人跟我讲了一声‘生日快乐’，因为这一句话，我会一直记住这个女人。如果记忆也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罐罐头永不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日期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我和她接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我对她一无所知，57个小时之后， 我爱上了她，六个钟头之后，她喜欢了另一个男人。”这两句话被周星驰挪用进了《大话西游》中，编排为至尊宝对紫霞的表白。当紫霞发现至尊宝要娶牛魔王的妹妹后，怒而拔剑，此时画面定格，旁白为至尊宝的心声：“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地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而在紫霞威胁至尊宝再上前半步就将他杀死时，至尊宝眼泪汪汪地说：“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而此时《重庆森林》留给观众的印象仍未褪去，《大话西游》在语言上的戏仿能够充分激发观众的回忆并传递出幽默感。

　　幽默感来源于语境的迥异。《重庆森林》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影片。何志武的台词代表了现代都市之中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疏离，人无法掌控自己的情感，无法与他人建立起长久的亲密关系。孤独迫使何志武感受到事物的转瞬即逝，任何东西上都有日期，正如感情也终有一日会烟消云散。这两句台词在《重庆森林》中是以忧伤、沉郁的姿态出现的，它因展现了人们的无奈而成为经典。但是，在《大话西游》中它则成为至尊宝用来求生的谎言，原话的深刻感被解构，代之以至尊宝的油腔滑调，两个语境一古一今(并且周星驰对个别词语进行了调整，如使用了古代的“一炷香”却有意保留了现代人才用的“公分”，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古今对比)、一真一假，形成一种错位的张力，而紫霞在听到这一番丝毫经不起推敲的谎言之后泪流满面，将剑丢在地上，她的轻信则进一步加强了喜剧效果。

　　三、幽默的结构——叙事文本的碎片化呈现

　　周星驰喜剧电影还有一大标新立异之处便在于其叙事结构，电影结构同样是幽默元素之一。如盖·里奇《两杆大烟枪》(Lock， Stock and Two Smoking Barrels，1998)、宁浩《疯狂的石头》(2006)等电影中的幽默很大程度上便是来自于其多线叙事结构。但周星驰喜剧电影并没有采用这种结构方式，也与传统电影完整有序的叙事方式有所不同，周星驰惯于在单线结构中跳开逻辑的束缚，将叙事文本进行碎片式、拼贴式的呈现，观众尽管能紧跟主人公所在的故事线，却要随时准备接受各种其他类型叙事文本的移植嫁接。

　　如在《唐伯虎点秋香》(1993)中，唐伯虎与华夫人两人原本正在使出浑身解数生死相搏，结果却突然以做广告的方式双双面向镜头，面带微笑地宣传起了各自的独门毒药“一日丧命散”和“含笑半步癫”，两人像排练好了似的一本正经地说出：“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的必备良药。”又如在《大内密探零零发》(1995)中，零零发与老婆在击败敌人琴操之后，与人们习以为常的叙述不同，影片突出插入了一段颁奖仪式碎片。零零发的老婆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并且在颁奖词中表扬她“尤其最后摔掉那匹马的动作更加能够表现出后现代主义跟对这个社会的强烈控诉”，而零零发自己却没有获得最佳男主角，因为佛印觉得他的表演浮夸，连他的老婆也说跟他在一起无法入戏，原本是古代的打斗场面被插入了当代电影颁奖典礼的场景。这些情节都是毫无道理的，人物的对话不成章法，观众永远跟不上片中人跳跃和断裂的思维，但这恰恰打破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制造了具有宣泄效果的观影狂欢。

　　然而这也为周星驰的喜剧电影招致了“庸俗无稽”的诟病，似乎周星驰在电影的叙事中没有有效、紧凑地对情节、人物的内心世界等进行突出，而是制造了大量令人不知所云的语言垃圾，如《大话西游》中虽然有啰唆的缺点，却慈悲为怀、百折不挠的唐僧，在对孙悟空进行说教时唱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英文歌Only You，其中除喜剧性之外的内涵让人难以索解。然而正是这种叙事结构形成了周星驰特有的“无厘头”风格，让观众备感痛快淋漓，正符合朱光潜所指出的“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揭开文明人的面具”的美学要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国产电影发展来看，周星驰所采用的这种幽默结构也成为一个最早出现的磁场，在吸引文化消费者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文化创作者，以类似的方式“戏说”着本属于“正统”规范下的内容。

　　当代社会充满竞争，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度商业化。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层层包裹着观众，人们必须应对日益加快的生存节奏与沉重的精神压力。在观众的内心深处，显然是渴望能够对压力进行宣泄的，这也就导致了带有幽默元素的喜剧电影长盛不衰，因其给观众制造的不是零碎的娱乐效果，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狂欢。周星驰喜剧电影便正是通过表现林林总总的小人物，通过戏仿式的语言，满足了观众的心理诉求，在最大限度上释放了观众的压力。

　　作者：张毅蕾 来源：电影文学 2016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