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来“高跟鞋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很黄很暴力事件”、“最毒后妈事件”、“死亡博客事件”等等网络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等欧美媒体甚至指责中国网民为“网络暴民”——“以键盘为武器的暴民”。2008年，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曰报》在内的国内主流媒体多次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网络暴力活动；2012年7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持续刊发了“拒绝网络暴力系列报道”。然而，在主流媒体批评“网络暴力”、指责制造“网络暴力”的网民为“网络暴民”之时，作为当事方的网民却坚决反对主流媒体对网民的“妖魔化”。为什么网民与主流媒体对待网络暴力的态度如此迥异？原因在于对于网络暴力的概念没有取得共识，甚至有法学家认为界定网络暴力如同界定性骚扰一样困难。因此，本文拟对学术界关于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和“网络暴民”的自我辩护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网络暴力定义。

一、学术界关于网络暴力概念内涵的讨论

根据传统逻辑学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概念的定义就是对于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表述，而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包含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则是该概念所包含的对象数量和范围。学术界关于网络暴力的定义，既表现在概念内涵的分歧上，也表现在概念外延的分歧上。从概念的内涵界定上而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1.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暴力是网络舆论暴力：网络暴力是网民利用网络手段营造舆论，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和语言攻击、辱骂，甚至通过“人肉搜索”暴露个人隐私，从而对当事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行为。有些学者认为，网民的行为只要符合以下几个特征就是网络暴力：一是网民在意见表达中使用侮辱、谩骂与人身攻击等语言暴力，二是舆论对当事人构成直接或者间接伤害；三是表现为网民的群体性行为，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主张网络暴力是网络舆论暴力（语言暴力）的人在人数上占据多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以新闻传媒界的学者和媒体人居多。值得注意的是，以网络舆论暴力为网络暴力的学者们一部分以网络舆论事件为网络暴力，另一部分则以网络中的暴力性语言为网络暴力。

2.—部分学者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网络侵权行为：网络暴力是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对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以及财产权进行侵犯的群体性侵权行为。根据网络暴力的侵权领域，可以区分为“网上暴力”和“网下暴力”：“网上暴力”包括在网上公布当事人隐私和用语言侮辱、诽谤、攻击当事人等行为：“网下暴力”包括非法利用当事人私人信息，侵扰当事人及其亲友以及其他侵犯人身权及财产权的行为。咐寺有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法学背景者，当然并非所有具备法学背景者都赞同这一观点，比如网络暴力第一案的主审法官徐娟就认为，网络暴力是“网民在网络语言和文字上对他人构成损害的过激行为。”

3.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网络失范行为：网络暴力是一种作为行为施方的网络行为主体以其隐蔽性、强制性、极端性和侵犯性的网络行为给行为受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网络行为失范。也有学者采用风险社会理论将网络暴力定义为“网络技术风险与网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继而可能致使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的一系列网络失范行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二是社会学者。

从学者们对网络暴力的内涵界定来看，有同也有异：相同之处在于都把网络暴力认定为发生于网络的一种不怡当行为，没有人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网络正当行为；不同之处在于，按照下定义的“属+种差”的办法，学者们在属概念的认定上有所不同，既有网络暴力事件和网络暴力行为之别，在网络行为的认定上也有网络舆论暴力行为、网络侵权行为与网络失范行为之异。

二、学术界关于网络暴力外延的讨论

从网络暴力的外延上而言，到底哪些行为可以归于网络暴力范畴，学者们也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关于网络暴力是否包含网下暴力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m，尽管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现实生活构成伤害，甚至可能衍化为现实的行为暴力，但这种暴力伤害并非现实中的流血受伤之类的肉体伤害，而主要表现为网民群体的语言暴力和舆论压迫，因而网络暴力实质上是“网络舆论暴力。”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暴力不仅包括在网上的语言攻击、侮辱、谩骂等“网上暴力”行为，也包括在现实生活中对当事人及其亲友进行侵扰的“网下”暴力行为，如南京的“烧狗门”事件导致对当事人全家及其工作单位的冲击行为都属于网络暴力。

2.网络暴力是否应该具有强制性的争论：多数学者同意，网络暴力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主要是通过“无形的舆论压力，造成被害人心理上被强制，进而导致其生理上也被强制的状态”，从而导致被害人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主要包括使用语言暴力进行网络围攻、采用人肉搜索手段曝光当事人隐私和侵扰当事人的现实生活三种形式；但是也有学者扩大了网络暴力的范围，把不具有强制性特征的网络传播色情和暴力影视作品、提供网络暴力游戏等均归于网络暴力行为。

3.网络暴力是群体行为还是个体行为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网络暴力是网民的群体性行为，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是多数人的暴力；M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暴力可以是群体行为，也可以是个体行为，，网络暴力是由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或群体实施的，基于一定的目的，借由虚拟社会中的非理性表达，采取诽谤、攻击、谣言、诬蔑、骚扰等方式介入现实社会，对网络以及现实中与之对应的个人、集体施加压力、造成影响、形成威胁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针对欧美国家网络暴力主要产生于熟人之间的特点，有学者在综合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网络暴力确定为种使用现代通讯技术，例如电子邮件、计算机、手机、摄像机等进行的恶意骚扰，使对方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从而在身心两方面造成了较大伤害的网络侵犯活动”很显然这种网络侵犯活动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

4.关于网络舆论监督是否为网络暴力的争论：网络舆论监督是指普通公民通过网络对政府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并发表意见的行为。有学者认为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我国公民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不能将网民的舆论监督权与网络暴力等同；也有学者认为网民在实施网络舆论监督时有侮辱、漫骂等语言攻击行为以及人肉搜索等侵权行为，因而也是网络暴力。人民网组织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但也有40.8%的网友认为网络监督不具备合法性，只是一种网络暴力。

三、“网络暴民”对“网络暴力”概念的质疑

由于近年来网络暴力屡屡伤及无辜，政府、主流媒体对网络暴力持批评和打压立场，大多数学者也是从反对和治理网络暴力的角度来界定网络暴力，但是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在未界定网络暴力概念的情况下就开始大张挞伐，导致网民的不满。其实，早在2006年《纽约时报》等海外媒体和国内的主流媒体批评中国“网络暴民”之后，被称为“网络暴民”的网民们就开始发帖反击，力图为他们掀起的“网络暴力”正名。其主要观点如下：

1.网络暴力只是言论或者舆论，不是暴力。有网友根据汉语词典对暴力的解释，认为暴力和言论根本沾不上边，把言论或者舆论称之为暴力是无稽之谈；其次从历史上来看，言论和文字从来就不是暴力，哪怕是错误的文字也不是；真正的暴力是如同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兴文字狱之类的行为；暴力的特点是蛮不讲理，把毫无权势的网友的声音视为暴力太荒唐，只能说是别有用心。也有网友认为“群众的舆论，白眼，口水，指背脊骨……”等软暴力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基本方式。

2.网络暴力是维护道德的义举，促进了社会进步。如有网友写道“在公车上你看到小偷流氓不敢吭声，我理解你，怕挨打；在网上你看到小人流氓也不敢吭声，我BS你，你是帮凶；……从‘网络虐猫’事件到钱军先撞后打事件，从女白领的‘死亡博客’到‘铜须门’事件，乃至前两天的林嘉祥同志被揪出。到底是利远胜于弊还是利弊相生还不清楚吗？……你打人不暴力，你贪污不暴力，你猥亵幼女不暴力，俺们揭发揭发讨论讨论就暴力了？”“我不认为网络暴力是暴力，而是—种新生的力量，我要为这种‘暴力’摇旗呐喊”；“网络暴力其实针对的都是违反了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的，从虐动物事件、小三儿‘菊花香香’、政法大学杀师事件，再到杭州市委书记‘APPLEKING’的救房事高论，无不是触动了草根阶层的道德底线后进行的正义行动。”

3.网络暴力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手段，这是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奈之举。有网友写道“如果凡是在网络上曝光了一些官员的恶行，就要被冠之以‘网络暴力’，或者是‘网络攻击’，然后在权力的驱使下，由公安机关进行跨省抓捕，再失去了网民的舆论干预，那么，徐梗荣的惨案会不会被曝光？等待邓玉娇的结局会不会是被以‘故意杀人罪’而遭冤杀？”“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被拿到网络上当做恶人的，又有几个是白丁、老百姓?这些人中又有几个人是良善之辈？如果没有广大网民的谴责和舆论千扰，他们会被查处吗？”

4.网络暴力是比较安全的发泄方式，比走上街头的现实暴力好。有网友认为“在实际暴力面前，网络暴力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他不会造成即时性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至少具有一定时间来缓冲，进而进行验证和筛选”；“网络的暴力给民意提供了一个发泄口，心理学角度看，发泄之后的怨气一般会减少，这种怨气直接面对现实的强度就会相对减少。”

5.有网络暴力，但没有“网络暴民”。所谓网络暴民，其实是有正义感的网民，这比整个社会的冷漠好得多。有网友写道“网络暴力的确存在，我们必须正视；但我一直坚持互联网上从来没有暴民”“每一个虚拟的ID背后其实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工作、交往、哭泣、欢乐，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关爱亲友、帮助他人，怎么可能是网络暴民呢？如果说他们有“组织”的对暴力的话，那只不过他们同时而又不断对一系列不平之事发出共同的良心怒吼；所以看起来，他们是有组织的。”

对于“网络暴民”的自我辩护，一些学者和媒体人也认为要理性对待网络暴力，如着名社会学家夏学銮就认为网络的集体声讨、讨伐行为般是出于正义的义愦”“是一个社情民意的窗口”。着名媒体人曹林在“史上最毒后妈”之谜解开后认为“并不存在什么源于网络某种属性所特有的暴力，网络暴力是评论者臆想出的一个伪问题”；“网民激烈的反应，怡怡表现出社会一种可敬的疾恶如仇道德感。着名记者闾丘露薇也认为，所谓的网络暴民“其实也算是弱势群体，除了网络，他们的声音又在哪里可以被听到，又在哪里可以表达？其实网络给了这些人一个出口，仔细想想，对于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他们的这种语言的暴力，如果要真正转化成为行动，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而如果没有一个地方让他们抒发，积聚的太久，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

从“网络暴民”的自我辩护可以看出，他们在本质上都是有着强烈的道德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的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力或者无机会伸张正义，因此通过网络开展维护道德底线和社会正义的活动，目的是希望达到激浊扬清、净化社会的目的。但是，网络暴力在鞭挞丑恶、维护社会正义的同时，的确也存在情绪化、极端化、片面化的问题，有时还会伤及无辜，是一把真正“双刃剑”，不能简单视其为贬义词。

四、网络暴力是迫使当事方屈服的网络攻击性行为的总称

纵观学术界和媒体对网络暴力的分析，以及网民对“网络暴力”的辩护，可以发现几个共同点：一是网络暴力不是真实的、现实的暴力，而是通过语言文字进行的讨伐行为，往往带有侮辱、谩骂等人身攻击特征；二是网络暴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攻击性，因而可以称之为软暴力；三是网络暴力的起因多为道德义愦，因此大多数受害者在网民的眼中都有一定的道德污点；四是网络暴力的强制力大小在于其人数的多寡，产生重要影响的网络暴力事件往往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从而构成“多数人的暴政”。

根据“网络暴力”争辩双方的论述，以及近年来的所谓网络暴力事件，我们将网络暴力的内涵确定为：网络暴力是网民对当事人或者组织实施的以制造心理压力为手段，以迫使当事人或者组织屈服的网络攻击性行为的总称；因这种行为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与现实中的暴力类似，故而称为网络暴力。

1.网络暴力的主体、客体和实施方式。

网络暴力作为网络攻击性行为，有其特定的主体、客体和实施方式。网络暴力行为的主体即网络暴力行为的实施者，是各种类型的网民。网络暴力行为的客体即这种行为的承受者，既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群体(如中国人针对日本人，也可能是某个组织(如钓鱼执法部门）。网络暴力的实施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是人身攻击行为，包括侮辱谩骂、造谣诽谤、曝光个人隐私等；二是舆论攻击行为，包括道德谴责、群体围攻、形成舆论压力等；三是黑客攻击行为，包括邮件攻击、篡改主页、瘫痪网站等；四是网络勒索行为，通过网络恐吓等手段，以获取财物为目的网络犯罪行为。

2.网络暴力的强制性主要体现为心理压力。

网络暴力作为一个未经严格定义就广泛使用的概念，是因为其行为表现让当事人和社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现实暴力的基本特征。那么，现实社会中的暴力具有什么基本特征呢？根据《辞海》对暴力的解释，暴力具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中使用的强制性力量，既有革命的暴力，也有反革命的暴力，而且无产阶级只有使用革命暴力才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可见这里的暴力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二是指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强暴行为。从《辞海》的解释可以看出，暴力在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中使用的强制性力量时是一个中性词，是表述集体行为的集合词；当暴力作为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的强暴行为时，暴力是一个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既可能是个体行为也可能是群体行为；无论暴力从哪种意义上使用，暴力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因此，网络暴力借用现实的“暴力”这个词来表述网络中的某种特定行为，就是因为网络中的暴力同样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因此，判断一种网络行为是否属于网络暴力，关键看是否具有强制性特征。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暴力游戏、网络偷窥等网络失范行为和网络侵权行为尽管违反了道德和法律，但是这些行为并没有对当事人构成强制性，因而不能认定为网络暴力行为。与一般的网络侵权行为和网络失范行为不同，网络暴力行为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攻击性。

网络暴力的强制性并不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直接暴力取得，而是通过制造心理压力实现，通常用这样几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通过群体的道德谴责发动舆论攻势，形成舆论压力，促使当事人或者组织认错并承担相应责任；二是通过侮辱谩骂恐吓等人身攻击语言迫使当事人屈服；三是通过人肉搜索曝光当事人隐私从而伤害其名誉的方式迫使其屈服；四是以娱乐心态对当事人进行恶搞，在事实上对当事人产生精神压力的行为；五是黑客通过侵入当事人的网络私人空间以迫使当事人屈服，或者通过篡改主页、瘫痪网站等方式以迫使当事组织屈服；六是网络罪犯通过网络恐吓等手段迫使当事人或者组织付出财物；七是从网络暴力延伸到现实暴力，通过电话、信件、围堵、骚扰家人等方式侵扰当事人的生活，或者千扰当事组织的正常秩序，其目的仍然制造心理压力而非直接的暴力攻击以迫使当事人或者组织屈服。

3.网络暴力是个体行为还是群体行为。

从近年来发生的各种网络暴力事件可以看出，大多数受到关注的网络暴力事件都是在网络上发生的群体性人身攻击行为，参与的相关网贴动辄以万计，有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网贴甚至超过百万个。如2010年云南省高院将杀死2人(其中1名死者为3岁幼童的李昌奎从死刑改判为缓刑，网民群情激奋，对云南省高院领导展开了猛烈的人身攻击，发帖数超过10万，达134387个；回帖数更是超过150万，高达1528001个。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网络暴力行为是在网络论坛、聊天室、博客（包括微博）留言中看到的影响并不大的侮辱谩骂行为，这一点也得到了多数网友的肯定。人民网的网友投票显示，论坛和聊天室的攻击和辱骂最易让人联想到网络暴力，在网络暴力行为中排名第得票率达到25%。由此可见，网络暴力行为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群体行为，凡是形成网络公共事件的网络暴力事件都是群体性行为，而大多数在论坛、聊天室、博客留言、私人邮件或者交友聊天中发生的网络暴力都是个体性行为。

4.网络暴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可以归于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否应当包含现实的暴力，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软暴力，本应当只限于网络中发生的攻击性行为。但是，从网络暴力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攻击性行为，如电话骚扰、信件骚扰、侵扰当事人家庭、扰乱当事组织的工作秩序等行为，是从属于网络暴力的附生性行为，并非现实的自生性行为，如果没有网络暴力就不会发生，因此可以归于网络暴力。

5.带有人身攻击性的网络监督行为也是网络暴力。

在当今中国，网络监督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利器，这一点已经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络监督不是网络暴力。事实上，否认网络监督是网络暴力的观点已经先入为主地把网络暴力置于贬义词的地位，担心网络监督带上网络暴力的烙印有亵渎网络监督。但是，从周老虎事件、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到钓鱼执法、躲猫猫、邓玉娇案、李昌奎案、乃至最近发生的“表哥”、“房叔”、“房婶”“房妹”事件，哪一个当事人没有遭遇过包括侮辱谩骂、曝光隐私的人身攻击，哪一个当事组织没有受到包括道德谴责、网络围攻在内的网络舆论攻击？根据前述的网络暴力的定义，只要是有着明显的强制性特征的网络攻击性行为，都是网络暴力，大多数的网络监督都带有网络暴力特征，因此也可以算是网络暴力。

从理想状态而言，政府官员、公众人物本来应当接受监督，无论网民的监督方式如何，网络监督都是广大网民的权利，接受监督是广大官员、公众人物和各级政府的义务。当然，网民在开展网络监督时应当尽量避免使用网络暴力。不过，一些网民的确带有强烈的羡慕嫉妒恨情绪，因而在网络监督中往往会伴有道德质疑、侮辱谩骂、曝光隐私、舆论围攻等攻击性行为，我们的当事人不能以拒绝网络暴力为由拒绝接受监督，而是应当把网络暴力当作一个反应社情民意的窗口、一面考察自身得失的镜子。只有这样，才能化解百姓心中的怨气、戾气，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6.网络暴力是一把“双刃剑”，不能简单视其为贬义词。

如前所述，按照《辞海》关于暴力的解释可以看出，暴力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革命的暴力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反革命的暴力可以阻碍社会进步。同样，网络暴力作为网络时代的一种软暴力，是一把“双刃剑方面可以通过群众的道德谴责、网络舆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阻止道德滑坡，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推动我国的反腐工作、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激发人民参政议政。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助长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暴力倾向，放纵不文明言行，淡化法制意识，有造成社会分裂和社会动荡的危险。因此，全社会要共同努力，重新审视网络暴力这把“双刃剑”，努力变暴为宝，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而不是任其成为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消极因素。

作者：陈代波(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上海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