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从上引两段文字来看，孔子求道的过程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制度名教方面入手寻求道，共花去五年时间；后一阶段是阴阳变化中寻求道，共花去十二年时间。前一方面的研究耗时虽少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却是孔子“求道”的目的所在。后一研究则侧重于自然之道，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能触类旁通，资治世事。经老聃点拨之后，孔子在三个月之内便豁然贯通而终于“闻道”，与他耗时十二年的阴阳即自然之道的研究分不开。在向老聃汇报“得道”过程时明确说，他是从鸟鹊鱼虫的风化中领悟道，只有“化为人”才能“化人”。
　　从孔子自叙“得道”而不离“化人”不难看出，孔子之“道”，乃是社会之“道”，政治之“道”。正是这一原因，他的学生在汇编其语录时，将有关“道”的内容多列于《里仁》篇中，将“道”与“仁”联在一起。这也是孔子弟子深谙孔子之“道”的具体表现。孔子告诉学生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心领神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宋代大儒程颢详解：“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
　　“吾道一以贯之”，表明此时的孔子已经进入“闻道”的境界；“一以贯之”，是指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各种具体之道，都是“天道”的具体贯通。正因为“五十”之后的孔子明白了天道，所以凡事皆能“一以贯之”，由“耳顺”进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大自在境界。只是由于人世热情所致，他与学生论道，多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话题，进发出的多为与道德、政治密切相关的哲学智慧。
　　孟子的“求道”路径是，“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知天也”。孟子讲的“心”，是善心，是与生俱来的良智良能。这种善心，需要每一个人自己不断地发掘，才能完全认识，才能应对万事万物。“尽其心”，就是竭尽全力、充分开发善心的各项功能。通过“尽其心”，达到“知其性”即懂得了人所具有的善心这一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即自然运行规律。孟子曾告诉学生：“我四十不动心。”“不动心”，相当于孔子的“不惑”。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时间都在四十岁。由此推算，孟子壮言“万物皆备于我”时，当在五十岁之后。
　　孔子的“闻道”，在春秋末期的儒者那里，还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矢志向学的儒者，往往以“朝闻夕死”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到了战国中期，儒家已然悄悄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孟子开始将儒家的“闻道”与道家的“为道”融合在一起，“知天”只是第一层面上的作业而非终极目的。“知天”，之后还要“事天”。他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存其心不同于尽其心，它是一种建立在已经“知其性”基础之上的自觉行为。养其性，也是在“知其性”基础上对善性的培育与保养。养性的目的，是为了“事天”，顺应天理，按照自然规律行为做事。“知天”是认识，“事天”是实践。知天是“闻道”，事天是“为道”。
　　儒家的“求道”精神，一直延续下去，到了宋代的儒学更新运动，朱熹提出了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达到“豁然贯通”的“闻道”路径。朱熹等宋儒所格之“物”，不仅有社会、政治、心性道德之事，还有自然物类。因此，在现代西方一些科学史家眼里，他是一位中国中古时代难得的自然科学家。在朱熹看来，自然之物与社会之事中都蕴含着天道，都是“理一分殊”的结果。所以，无论格事还是格物，最终目的都是求天道。一旦认识到了天道，学问就可以“自上面做下来”，行为举事皆可“一以贯之”。他不曾说自己“耳顺”，更不敢说自己“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但是他的心里未尝不这样想。朱熹曾与学生议论朝廷设教官一事时这样言道：“朝廷设教官一事，大未事。后生为教官，便做大了。只历一两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须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为之；不然，亦须四十五。”为什么主张五十岁方可为教官?因为“五十知天命”。只有知天命即“闻道”之人，方可为教官。后生未闻道之人为教官，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误人子弟。这也是朱熹长期授徒讲学的经验之谈。
　　孔子的“知天命”，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朱熹的“豁然贯通”，是儒家哲学之思的一种境界。正由于达到了这一境界，这三位儒家大师的哲学思想才能垂千年而不朽。
　　
　　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道家对于“道”的探索与追求似乎更胜于儒家。“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首席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是第一个对“道”作刨根究底式研究的学者。他是一位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闻道”的智者，所以孔子才一而再地跑到他那里去问道，从“闻道”的途径，“得道”的体验，乃至于最高的道即“至道”的讨论。老子把“道”分为不可言说的“恒道”(常道)与可以言说的“非恒道”(非常道)两种。“恒道”虽然不可言说，可是老子还是勉为其难作了描述性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吾强为之名日大。”“大”通“太”，因万物为天地所生，而“道”又先于天地而生，所以称之为“太”。不仅给“道”下定义，老子还有更详细的描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信。”
　　道既生成了万物，也便通过万物得以具体展现；不可道的恒道，由此转化为可道之道。有了可道之道，人们便可以感悟不可道的恒道。对可道之道的认识，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体察获得的，因为可道之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道生成了万物，道也蕴含于万物之中，它体现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也体现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老子关于天地万物由道化生而来的阐述，无疑是以“道”取代“天帝”，不仅使得春秋末期开始的绝大多数哲学家远离鬼神，把自己的哲学思辨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且为这些哲学家们指示了通过具体事物的考察认识事物属性、把握事物变化规律，最终领悟自然之道的“求道”路径。
　　老子的“求道”，不论文联盟http://仅是对可道之道的认知，对恒道的体悟，更注重在“闻道”之后的“为道”实践。《老子》五千言绝大多数内容在讲如何“为道”，作为周王朝末落时期的“守藏吏”，忧心忡忡的老子首先要向统治者建言如何“为道”。他主张“圣人”治国。所谓“圣人”，是指能按“道”的原则行为做事的人，这样的人做国君，就是有道之君。“以正治国”中的“正”，就是遵循“道”，也就是“法自然”即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样一种富有积极进取于其中的“圣人”境界。他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喻，阐述无为而治的“为道”精神。在诸侯关系的处理上，老子提出了“知足”与“处下”两条“为道”原则。知足不贪欲，诸侯国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谦下同样是协调诸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