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首部《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已于2014年1月开始在大中型企业试行，这标志着我国成本会计的发展已开启新的篇章。在该制度试行之际，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成本会计制度、成本会计实务以及成本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展望，无疑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成本会计；成本会计制度；成本会计实务；成本会计理论；

　　作者简介：迟铮(1983-)，男，辽宁大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成本管理与反倾销会计研究。

　　一、引言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本会计的发展历程，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企业成本核算办法、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与核算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与企业成本核算办法是在国家推广经济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制定的，它所确立的企业成本核算的主流方法即定额成本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企业成本核算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囿于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职能，其规范的只是企业对外财务报告的信息，而以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来代替企业成本核算制度，势必弱化了对企业产品成本信息的规范。此外，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来看，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但在原成本会计制度体系下所生成的成本信息却又大多不被国际社会认可，进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屡屡遭遇国外的反倾销。毫无疑问，为了满足企业经营环境变化对企业成本信息的需要，制定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成本会计制度，并以此规范企业成本核算行为，已成为我国成本会计发展的大势所趋。基于此，财政部于2013年8月颁布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并于2014年元月起在大中型企业试行。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之际，有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本会计的发展历程，客观评价其利弊得失，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二、我国成本会计发展的回顾

　　(一)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成本会计(1949年10月至1978年11月)

　　这段时期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成本会计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

　　1.成本会计制度建设

　　1950年7月，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统一的会计制度，即《中央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统一会计制度》为开展企业成本会计工作奠定了基础。随后，为了统一与规范国营工业企业的成本计算方法，1953年1月财政部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对企业成本报表的种类、成本费用账户的设置、产品成本计算的程序以及如何分配与结转成本等问题进行了规定。然而，受“大跃进”时期的“大力简化、力求通俗”等错误思想的影响，1958年6月，财政部发出《关于改革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规定废止《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等6项制度。自此，我国国营企业成本会计工作陷入了无序和混乱中。为摆脱当时成本管理工作混乱的局面，财政部于1959年3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成本计划管理工作的几项规定》，提出要加强对国营企业成本计划的管理工作。同年8月财政部又发布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生产费用要素、产品成本项目和成本核算的几项规定》，进一步指出1958年成本会计工作发展不利的症结之所在。为加强国营企业及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成本计划的管理，1961年2月，财政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国营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联合规定》，要求国营企业要认真编制成本计划，从而起到成本管理对经济核算的促进作用。同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的通知》，要求国营企业必须严格遵守会计制度中的规定，根据有关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划分的要求，并按月、季、年来计算各种产品、工程的实际成本，为建立和健全成本核算的原始记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计制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而受到较大冲击，成本会计制度建设工作也难以幸免。1973年5月，我国成本会计制度建设工作终于出现了转机，财政部发布了《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若干费用开支办法》以及《关于加强国营工交企业成本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国营企业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开支标准，按规定编制成本计划、计算成本、加强定额管理。为进一步加强对产品成本的管理，1973年12月，财政部又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对产品成本核算对象、产品成本计算方法、成本计划的考核与分析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2.成本会计实务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集权式管理，企业的目标是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不需要研究市场的需求，也不用考虑盈亏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实务发展虽然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干扰，但也取得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功经验。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好多企业通过借鉴原苏联企业的做法，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性成本会计。其中，在成本计划阶段的项目测算法，可以使信息的使用者清楚地看到成本计划降低额中哪些是在上年末已经实现的，哪些是计划年度实现的节约额；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定额核算法，对于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成本计算方面，国营企业创造了定额比例法以及约当产量法，简化了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成本分配问题；在成本分析方面，通过确立“比、学、赶、帮、超”和“与同行业先进水平比”等思想，企业把从本期实际指标与计划指标、本期指标与上期指标相比，发展到同行业成本指标的对比分析。与此同时，国营企业创造的班组核算制度堪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解决了西方责任会计难以解决的问题。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的成本会计工作实行的是事前计划、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以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为基础形成的会计信息系统，内容更加全面、丰富，方法也更多样化。

　　3.成本会计理论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我国的成本会计理论研究侧重于对成本核算和成本分析方面的探索。代表性的观点有：葛家澍[1-2]认为工业企业中的固定资产应按期计提折旧，生产车间所发生的折旧额应计入产品成本中。人民公社社员劳动报酬，不论属于本人的或家属的，只要支出了，都应列入成本，以正确反映农业生产上的实际耗费。余绪缨[3]指出应根据人民公社的经济特点来计算成本，即人民公社农产品生产成本应包括生产过程中全部的物化劳动耗费和全部的工资与生活供给费。阎达五[4]指出成本核算是经济核算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经济工作中反映和监督生产耗费，考核经营成果，促使企业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的一个重要管理手段。杨纪琬[5]则对上级主管部门如何阅读成本报表，以及如何考核企业成本计划执行情况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成本会计(1978年12月至1992年10月)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上来，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也要转移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这标志着我国从此步入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随后，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并提出了以城市为重点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成本会计制度建设

　　1984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使我国企业的成本会计工作进入了一个有章可循、趋于规范化的历史时期。该《条例》对企业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成本管理责任制以及如何对成本管理工作进行监督等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并规定企业采用完全成本法来核算产品成本。应该说，《条例》是对1984年以前企业成本会计法规制度的系统总结，在我国成本会计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6年12月，财政部发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增强了成本核算的可操作性，对成本核算实务也更有帮助。《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对成本核算的任务和要求、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项目、生产费用的归集和分配、在产品成本和产成品成本、产品的销售成本、成本核算的组织等内容做了详细规定。同年，财政部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发布了一系列分行业的企业成本核算办法，进一步充实并丰富了我国企业成本核算制度体系。

　　2.成本会计实务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确立，企业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于是，加强成本管理与降低成本成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问题。为此，一些企业推行了成本目标管理、价值工程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开展成本目标管理后，在新产品开始设计研发之前，通过预期售价扣除目标利润和税金得到目标成本，以此来控制新产品的成本。我国还有一些企业在开展成本目标管理时，实行全过程、全部门、全员成本目标管理，把目标成本作为价值工程的奋斗目标，把价值工程作为实现目标成本的手段，从而使成本目标管理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辟了新的途径。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一批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并有一定活力的国营企业，把目光转向市场和企业内部，向管理要效益，在建立、完善和深化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的同时，将厂内经济核算制纳入经济责任制，形成以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责任会计体系。

　　3.成本会计理论研究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我国的会计学术团体、会计类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成本会计理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在首届中国成本研究会上，杨纪琬[6]提出成本管理应包括成本预测、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等环节。成本管理环节在此后不仅逐步发展成为成本会计的主要职能，而且也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成本会计理论研究的重点。

　　在成本预测方面，马英麟和王俊生[7]认为成本预测涉及到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以及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通过成本预测可以为制定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的设计或改革方案提供依据，为制定生产、销售计划提供依据，为选择既能提高质量又能降低成本的最优方案提供依据，为选择既保证生产又节约资金的最优方案提供依据，为机器设备的增添、更新、改制方案提供依据。杨纪琬[8]认为成本预测就是成本计划，包括远景规划和近期的执行计划。谢诗芬[9]建议成本预测中应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成本控制方面，陈元燮[10]提出成本控制应遵循经济原则、全面性原则、分口分级控制原则、责权利相结合原则、例外原则和介入原则。欧阳清[11]建议根据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成本控制的归口、分级责任制即规定各部门、各单位对于成本支出的权限和责任，并把成本指标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各单位进行管理和控制。易庭源[12]认为成本控制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三个阶段。罗飞[13]认为成本控制的重点是抓好产前控制，其次才是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刘明辉[14]主张实行全面成本控制，即成本控制的领域要延伸，成本控制的内容要增加，成本控制的人员范围要扩大。

　　在成本核算方面，汪家祐和曹冈[15]与李天民[16]都倡导我国引入国外的变动成本法来进行企业成本核算。杨纪琬[17]认为企业成本核算对象要多元化，要改变单一的仅仅以产品成本为核算对象的传统模式，代之以适应经营管理不同需要的多种核算对象，形成服务于微观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多种成本核算形式。余秉坚和丁平准[18]建议引入边际成本、增量成本、机会成本以及时间成本进行成本核算。欧阳清和刘永泽[19]主张将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区分开来，建立中国式标准成本会计。在对待是否将西方的标准成本法纳入到我国的成本核算体系问题上，孔祥桢[20]认为，引入标准成本法可以与经济责任制融为一体，因而能更好地发挥成本控制的作用。贺南轩[21]建议将我国定额法的优点与西方的标准成本法的优点结合起来，将成本差异既按责任单位归集，又按产品归集，以便既为责任成本核算提供各责任单位成本责任执行情况的数据，又为产品成本管理提供各种产品实际成本的数据。

　　在成本分析方面，常文博等[22]建议开展国内外同类产品间的对比分析。夏博辉[23]主张从产品数量、品种结构、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四个因素入手进行成本分析。贺朝弼[24]认为成本分析除了采用传统的比较分析法外，还应采用差量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和图像法等。欧阳清[25]指出产品成本分析的内容应包括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技术经济分析、厂际间产品单位成本的分析评比、成本的预测分析和成本的决策分析等。

　　在成本考核方面，张善琛[26]建议采用与行业标准成本相比的成本降低率指标来考核企业成本。邵汉瑾[27]认为对工业产品成本考核可以将全部产品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部分分别考核。涵方[28]主张应以成本利润率为主要指标，以全部产品总成本计划完成率等为辅助指标，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成本考核指标体系。

　　上述可见，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国外许多先进的成本会计理论和方法不断地被引进，我国成本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得以更好地开展，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成本会计理论研究内容，并缩短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成本会计研究方面的差距。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时期的成本会计(1992年11月至2013年12月)

　　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倡导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明确地回答了多年以来困扰我们到底是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道路的问题。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说，从1992年11月到2013年12月，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成本会计的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成本会计制度建设

　　1992年11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以及13个行业的《企业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简称“两则”、“两制”)，并规定于1993年7月1日起实行。“两则”与后来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对我国成本会计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企业的成本核算方法由制造成本法取代完全成本法；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企业使用加速折旧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建立坏账准备金制度；改革成本管理评价指标等。2006年12月，财政部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财务通则》，这标志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惯例与国际会计惯例实现了实质性趋同。在该次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涉及企业成本核算的规定主要有存货、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职工薪酬、借款费用以及生物资产、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等。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成本要素的确认和产品成本的范围都进行了规定。

　　2.成本会计实务发展

　　20世纪90年代，河北邯郸钢铁总厂实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管理模式，旨在充分挖掘企业各环节的潜力，激发员工当家理财的积极性，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山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首创“购销比价管理”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在采购与销售环节采用价格比较，力争在满足本企业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实现低成本采购，在满足用户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在较高价位销售，从而实现对经营全过程进行成本动态监控。四川长虹集团将成本会计业务从财务部门独立出来，成立“成本管理中心”，由该中心专职负责成本会计业务，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上海宝钢集团将标准成本制度与作业成本法进行有机结合，并将其运用到成本管理与核算实践中，不仅提高了成本信息质量，还数次成功化解了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危机。21世纪伊始，面对技术创新、经营环境剧变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压力，我国企业开始探索战略成本管理之路。美菱集团通过实施“科技驱动型成本战略管理”，增强员工成本管理意识，使各项成本明显降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3.成本会计理论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时期，我国的成本会计理论研究既轰轰烈烈又硕果累累，从研究的集中度上看，社会责任成本、作业成本、战略成本管理以及企业费用粘性等是相对的热点问题。

　　在社会责任成本方面，李天民[29]将社会责任成本分为人力资源耗用的社会成本、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生态资源被破坏的社会成本、技术变革的社会成本以及失业和闲置资源的社会成本。谢志华[30]认为企业社会成本属于非自愿性和不可控性成本，大多与企业收入有间接联系。聂丽洁[31]总结了计量与报告社会责任成本信息的方式有叙述性反映、在现有的报表中添加附注的形式反映、用独立报表如“社会效益和成本报告”等形式来反映以及使用经济计量模型来量化。刘红霞[32]提出了使用替代品价值、历史成本价值和恢复成本价值等多种方法来计量社会责任成本，并认为社会责任成本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消费者责任成本、社区公益成本、外部不经济成本以及企业对政府、股东、供应商、债权人等承担的责任成本等。

　　在作业成本方面，余绪缨[33]指出我国企业应建立以作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并对该管理体系框架的构建进行了阐述。卢伟强和张林夕[34]通过比较充分肯定了作业成本法的优势，并指出作业成本法更适用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潘飞[35]认为鉴于市场环境、竞争程度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我国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势在必行。骆德明[36]强调了成本性态的作用以及如何来识别成本动因，并对如何将各种费用在不同产品中进行分配做了详尽的说明。欧佩玉和王平心[37]结合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的实践，着重讨论了作业成本法在我国企业应用的前提条件问题。林斌等[38]通过我国铁路运输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的案例研究发现，作业成本法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运输等非制造业。宁亚平[39]以澳大利亚银行和制造业企业为例，对作业成本法的适用条件进行的研究表明，具备产品差异性、间接费用重要性和市场竞争性的企业最适合采用作业成本法。

　　在战略成本管理方面，王学军[40]系统地介绍了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内容，并指出从成本会计到管理会计的过渡，是会计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之一，而从管理会计到战略会计的过渡，则决定着未来成本管理的新突破。万寿义和王政力[41]着重阐述了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和成本动因分析在战略成本管理应用中的重要性。熊焰韧等[42]以国内134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考察了战略成本管理在企业的应用情况，并根据调查结果指出战略成本管理在我国应用的不足之处。李海舰和孙凤娥[43]则充分肯定了战略成本管理的优势。

　　在企业费用粘性方面，孙铮和刘浩[44]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费用粘性现象。刘武[45]探讨了公司特征和地区差异、管理者自利行为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对我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曹晓雪等[46]研究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出台对我国中央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崔学刚和徐金亮[47]通过研究发现公司境外上市具有显著的绑定效果，即显著地降低了公司费用粘性。

　　三、新时期的成本会计发展前瞻(2014年至今)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对于将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随后，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提出了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对外开放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等重大政策纲领。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中不难看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可以预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成本会计必将紧随时代步伐，为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成本会计制度建设

　　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节拍，财政部于2013年8月发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并规定于2014年1月起在大中型企业试行。《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对产品的定义、行业的划分、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的应用以及产品成本核算对象的多元化等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该制度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成本会计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它对于弥补原成本核算制度体系的缺陷，规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行为，提高产品成本信息质量，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在最近两年，财政部又发布了《石油石化和钢铁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以及《煤炭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征求意见稿)》。这表明，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逐步展开，我国将陆续出台分行业的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以保证成本会计制度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同步。

　　从国际上看，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成本会计准则。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与我国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其制定成本会计准则的主要目标与我国却是完全一致，即都是为了规范企业成本核算行为，以及加强政府采购、军品采购和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成本会计准则是会计准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成本会计实务、加强企业成本管理与核算以及强化特殊业务的价格管制方面比成本核算制度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尽快制定我国成本会计准则，已成为成本会计制度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此外，基于应对反倾销等国际贸易争端的需要，我国还应建立出口产品应诉准备金制度。由于反倾销等国际贸易争端是出口产品销售所引发，其应诉费用高昂而集中。因此，按照出口产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计算提取应诉准备金并交由行业协会统筹管理，既符合会计谨慎性的要求，也能为行业协会代表企业打国际贸易官司提供物质保障。由此可见，建立出口产品应诉准备金制度，是应对反倾销等国际贸易争端对我国财务、税收和会计制度改革的呼唤，同时也是我国成本会计制度建设中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二)成本会计实务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政策引领到现实发展阶段，伴随着产权制度、经济结构和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新事物将层出不穷，这势必给我国成本会计实务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如在经济网络化的当代，商品经营与互联网融合所形成的新商业经营模式———电子商务正日益为广大消费者所青睐，部分商品的“网购”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正逐渐取代实体店的存在，而“小米”与“苏宁”所采取的传统实体店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也将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效仿。在这种新的经营模式下，“准时制生产”和“零库存”不再是可望不可即，就相关产业链条而言，成本控制的重心也将从传统的存货成本控制变为物流成本控制。

　　当前，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引领我国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将不断涌现。可以预见的是，日新月异的机器智能生产技术正逐步代替以人工为主的生产方式，产品成本中制造费用占比将越来越大，这对传统的制造费用核算方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而对作业成本法来说则是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成本会计理论研究

　　当前，我国成本会计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应对国际反倾销成本会计问题研究

　　近年来，受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影响，我国的主要出口地尤其是美国及欧盟纷纷对进口自我国的某些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据WTO统计显示，自世贸组织成立的199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20年成为全球反倾销第一大目标国。频繁的国际反倾销已严重损害相关产业利益，影响对外贸易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成本是反倾销调查中的焦点问题。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在反倾销应对中所面临的成本会计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反倾销调查中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信息与我国会计实务中所生成的产品成本信息差异较大。如何在我国成本核算制度框架下生成国际反倾销调查所需的产品成本信息，以及如何应用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来计算成本，是我国出口企业成本核算中的难点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成本会计理论研究中急需探讨的重大课题。

　　2.企业环境成本会计问题研究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重经济效益、轻社会责任的短期行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随意向外界大量排放废弃物，使得我国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事件屡屡发生，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近年来，受“雾霾”等环境因素的困扰，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空气质量、水质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生态文明型社会政策引领下，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我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特别是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环保责任。

　　企业为履行环保责任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即为环境成本，而对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则为环境成本会计。最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企业环境成本会计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由于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尤其是对企业因现实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预期环境破坏补偿事项的提前确认问题，更是无人问津。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当今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是众多因素叠加所造成的结果，需要多方面的持久性共同发力才能加以解决，显然，环境成本会计也是助力我国环境保护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问题，是会计学术界尤其是成本会计学术领域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3.人力资源成本会计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人力资源成本会计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从讨论的情况看，关于人力资源成本的确认，以及如何计量人力资源成本等问题分歧较大。理论研究中的争议虽然不是坏事，但长期的“议而不决”也会制约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而导致财务报告信息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真实价值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鉴于此，笔者认为，为了推动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制度建设和实务发展，当前，我国成本会计理论研究中应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课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成本会计也随之发展并不断地寻求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应该说，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企业成本核算办法、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等都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相契合的产物。当我国跨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应运而生。《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的实施，对于加强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保证产品成本信息真实、完整，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是尽善尽美、一成不变的，成本核算制度也不例外。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推动成本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发展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的成本会计准则必将取代成本核算制度而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