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贺全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讨会召开30周年。30年，我们用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与发展，见证了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展现出生命力、魅力和伟大的指导、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作为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我很希望能够用我们的专业成果，为中国社会新一轮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这里，我谈三点认识。

　　一、推进哲学理论发展。必须增强问题意识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问题是时代发展的声音。对于哲学理论工作者而言，只有善于提炼并自觉把握制约时代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的理论才能发挥指导实践、引领时代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问题倒逼之下进行的。中国革命是在民族存亡重大关头发生的。不革命，就不能生存，国家不能生存，人民不能生存；中国建设是在世界列强挤压。逼迫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不建设，就没有地位，国家没有地位，人民生存难以保障；中国改革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发生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逼上梁山。无论是35年前对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还是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轮改革的启动，我们始终面临问题。始终为问题所困扰。用较短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社会几百年的任务，将西方社会按时间逻辑依次展开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政治革命、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等浓缩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历史注定了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空前的压力、空前的问题、空前的困难，也注定了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必须始终将目光投向现实大地，投向环绕我们的问题，必须始终面对问题进行思考、进行创新。

　　二、推进哲学理论发展，必须增强重大问题意识

　　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事情，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和命运的关键一招，因此，是推进哲学理论创新必须关注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改革35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量的改革到质的改革，从生存倒逼到社会倒逼，从管理到治理，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等等，每一步都蕴含风险，每一步都暗藏玄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其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以及更大的开放空间，风险更大、矛盾更尖锐，不确定性更多。其二，改革的关联性加强。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讲，我们在考虑这次三中全会议题时，就提出要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而不是只讲经济体制改革，或者只讲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这样考虑，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改革的高度关联性既具有正向作用，也具有负向作用，如果一招不慎，将全盘牵联。其三，改革的难点上移。如果说前35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激发和释放社会固有的活力，特别是基层活力，那么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则更多地依赖于社会的决策者、领导者、管理者的权力释放，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让拥有权力者放权，把固有的利益栅栏打开，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如何抓住关键，掌握主动，如何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实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很重要的是哲学思维的有力支持，哲学理论的战略指引，哲学方法论的正确运用。

　　三、推进哲学理论发展，必须增强基本问题意识

　　基本问题也就是一般问题。列宁指出：“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而在每一个场合盲目地碰上这些问题，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政策发生恶劣的动摇和丧失原则性。”（《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76页）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防止发生颠覆性错误。我想防止发生颠覆性错误的根本，在于对中国社会发展、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般性问题的正确解决。而这个一般性问题的学理支撑或深层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原理和方法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其基本遵循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结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成这个任务，其基本遵循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存在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及其方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这个目标，其基本遵循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及其方法。等等。

　　如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进程节点上，我们都能遵循基本理论、基本方法，那么在政策层面就会避免恶劣的动摇和丧失原则性。

　　刚刚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城镇化会议，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对于几亿农民的身份转变和未来归宿，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城镇化已经干了多年，再往前走，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有些地区、有些干部对城镇化的理解有重大偏颇。城镇化的目的是什么？造城、圈地、挣钱？城镇化的主体内涵是什么？城市人、亦工亦农人，还是亦城亦乡人？城镇化的形式是什么？千篇一律的无差别的刻板模式？如何延续城市的文脉？如何维护祖先和家园的历史文化留存？等等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城镇化的背后是哲学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对人、人的权益及其发展的深度定位。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有一定的哲学基本素养，情况要好得多。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的出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发展面临新的压力、新的考验。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全局思维已经成为时代对中国领导者，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重要要求，哲学方法、哲学素养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必备条件。对此，党校的哲学理论工作者，肩负着特别的责任。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让哲学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

　　责任编辑王冰

　　来源：学术研究 2014年2期

　　作者：徐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