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的一级概念，民本是专制下面的二级概念。统治目的的一致性无法将民本变成民主，统治主体的差异严格界分了民本和民主。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民本是一种“定对目标选错道路”的空想，永远无法到达“利民”的目的地，因为其一旦进入实践，必然被君主改造成外儒内法的伪民本。如果把民本当成民主，就会让一种“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东西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将是不但不能实现民主的目标，而且还会败坏民主的名声。所以，将包括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在内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严格界分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张明澍和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分别对“中国人的民主观”进行了社会调查，得到的结论完全一样：“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民本。”[1]在“民主”概念如此得势的今天，普通民众往往将“民主”当作“好的政治制度”的同义词，调查的结论其实是：中国老百姓不要民主要民本。这种观念——如张明澍所言——“甚至还落后于决策层的思想，落后于我们国家在建设民主方面已经实际发生的制度化进程”[1]。然而，在思想观念本应走在普通民众和决策层前面的学者群体中，竟有一些学者也持有这种“直把民本作民主”“民本要比民主好”的糊涂观点，将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定性为民主思想[2]就是一个典型表现。这给人的感觉就像《让子弹飞》中，连县长“马邦德”都开始对民众大喊：“站起来，不许跪!”此时民众中的一个饱学之士却说：“别起来，必须跪!”真让人看不懂是媚俗还是媚上……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糊涂的民众是暂时性的真糊涂，那么糊涂的学者则多半是叫不醒的装糊涂。

　　一、民本非民主

　　在中国古代思想或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些学者或者限于学养见识，或者出于各种目的，往往将中国古代的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的政治学说及制度牵强比附，所谓动以西学缘附中学，摭古书片词单语以附会今义，其结果是模糊了中西思想及制度的真相”[3]。为厘清民主、民本、专制等概念，笔者绘制出下表：

　　政治思想一级概念二级概念统治主体统治目的专制民主君本(独裁专制) 民本(开明专制)君主人民利君利民

　　“民主”一词源出希腊语dē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因而其基本含义与根本特征就是“人民统治”，统治主体是人民。民本是“以民为本”的简称，主语(即统治主体)是君主。从上表我们看出，民本和民主的相同点在于统治目的，区别在于统治主体。那么，民主和民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的一级概念，民本即开明专制，是专制下面的一个二级概念。民本和专制不是并列而是从属关系。就统治目的而言，洛克、潘恩等人所倡导的民主以利民而非利君作为根本目的，而民本的目的也是如此，如黄宗羲主张君主应该“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4]2。他对为官者的要求是“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4]4。但一些学者依据统治目的的一致性推导出民本是民主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民本(以及其他类型的专制)和民主的规定性区别不在于统治目的，而在于统治主体，即通常说的“为民做主”和“由民做主”。这个规定性区别有两个具体表现：第一，民本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理解为君臣关系;第二，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府治理效果，而不在于政府权力来源。那么，黄宗羲有没有超越君主“为民做主”的民本思想而发展出“由民做主”的民主思想呢?

　　二、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是民本思想

　　开明专制比独裁专制更进步、民本比君本更进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先秦儒家的民本思路。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5]周秦之变以后，自孔孟到黄宗羲，古儒、真儒崇周仇秦的传统一脉相承、不绝如缕，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6]，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朱熹的“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7]，再到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4]3的骇世之言，这些民本主义者既反感法家秦制赤裸裸的独裁专制，也厌恶荀学乡愿儒表法里的伪民本。

　　持“民主说”的学者，最常引用的例证就是《明夷待访录》中的一句话：“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4]2这句话常常被解读为蕴含着“人民自己做主”的现代民主理念，然而并非如此。在“古者天下为主，君为客”中，“古者”并非主语，而是时间状语，和下文的“今也”相对应，真正的主语“君”被省略了。此句是说：在古代，君以天下为主、以自己为客(来统治国家)。换言之，统治主体依然是君主而非人民，是君主统治而非人民统治。黄宗羲还说：“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4]3很多学者认为这句话表明黄宗羲主张废除君主制，实则不然，实际上这句话是以下这段话的结语：“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4]3显然，这段原文意在揭露后世之君的荒淫无道，而结语中的“天下之大害者”是后世之君，并非所有君主。黄宗羲强调后世之君为天下大害，进而主张可以诛杀无道暴君，反对“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4]3，称赞伐纣的周武王“是故武王圣人也”[4]3。但是，黄宗羲痛斥后世之君的同时却寄希望于圣君，并不主张废除君主制，更没有提出以人民代替君主进行统治，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没能超出君主统治的范围，依然未将人民作为统治主体，故不是民主思想。

　　我们说民本不是民主并不等于认为民本思想没有价值。这种“反法之儒”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这一点不需展开论述，只举一例即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8]然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民本有自己的价值，但不能代替民主，尤其民本虽然在否定(独裁专制)方面作用很大，但在肯定方面却是南辕北辙的空想。

　　三、“直把民本作民主”的危害

　　如果把民本当成民主，就会让一种“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东西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将是不但不能实现民主的目标——利民，而且还会败坏民主本身的名声。所以，将包括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在内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严格区分是非常必要的。

　　(一)无法实现利民的目的

　　民本是一种“定对目标选错道路”推而广之，这一点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缺陷之一。已故思想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先生曾经揭示过这一缺陷：“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90-391页。的空想，永远无法到达“利民”的目的地，其一旦进入实践，必然被君主改造成外儒内法、口号上利民而实际上利君的伪民本。为什么呢?民本主义者从儒家的等级差别思想这一前提出发，设计了一种人民与君主之间非形式化的契约模式：人民把支配自己的权力交给君主，并服从君主，“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君主要替民做主，许诺实现利民，“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4]2。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质就是用自由换保障。这种设计应该是符合广义公正的。在周制那样温情脉脉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小共同体中，这种设计是行得通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虎毒不食子”，感情对熟人社会是有效的，在一个家庭中，无须对父亲分权制衡，儿子和父亲也不需签订形式合同，天然的亲情在这里就起到了制约作用，使权责达到对应，使小共同体和谐运转。然而问题在于范围一旦扩大到陌生人社会，感情就失效了，毕竟圣人不常有。君臣关系不可能像父子关系那样依靠亲情维系，而资源是有限的，君主利益和人民利益不可能经常而持续地保持一致，卢梭认为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为所欲为[9]，由于没有外在民主制度的制约，专制条件下成立的政府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契约”，而会寻找机会扩权卸责。陌生人之间的权责对应不能只有一种观念，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保证对应。民本思想空想性的根源就在于其意图用对熟人社会有效的感情维系陌生人社会，儒家后来也看到亲情这张牌不足以保证君主遵守“契约”，图谶纬书之类的神秘主义手段也吓不住君主，只能定格在“家内靠亲情，国内靠革命”[10]的制约模式上。就是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种“革命”的制约方式虽然有效，但显然是极端非理性的，对待不以民为本的君主不是使之和平落选，而是暴力推翻，很难说这种定期的王朝更替、天下大乱能实现利民的目的。

　　(二)败坏民主的名声

　　“直把民本作民主”的人无非两类：一是真糊涂，既不明白民主的含义，也不明白民主优于专制的道理。二是装糊涂，像乌贼一样故意把水混搅。随着外国著作翻译数量的增多和近些年来对儒家哲学思想讨论的深入，学者中第一类越来越少，那些至今仍持“民主说”的学者多半属于第二类。这第二类人的目的有两个：一种是为了维持“五千年中华文明无所不包”的民族虚荣心，这会导致“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梁启超语);另一种则是为了维护专制既得利益，这部分学者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真心想发展民主，只是碍于民主大潮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民主，表面上打出发展民主的旗号，暗地里却千方百计阻挠民主的发展，找出一些近似民主的东西(相对于君本专制而言，民本专制离民主的确更近一些)充当民主，使民主概念泛化、模糊化以误导民众。而如前所述，民本无法代替民主实现利民的目的，而当利民这一目的迟迟实现不了时，普通民众会逐渐形成“民主也不是个好东西”的认识，真可谓“民本惹了祸，民主背黑锅”。以后想推行真民主之时，会不会成为“狼来了”的故事?这种嫁祸于人的模式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少见。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如此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人仍将民本当作民主。民本思想中的明君思维至今依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百姓在正常的救济渠道被堵塞时，常常会选择上访，期望出现一位“包公”或“海瑞”替自己申冤;一些公职人员能发扬鞠躬尽瘁的精神，而内心依然将自己视为替百姓做主的青天老爷，难有民主平等观念。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警惕这些思想倾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明白民本并非民主，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发扬民本思想的积极成分——定对目标;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蹈黄宗羲的覆辙——选错道路。这一梳理工作启示我们用民主而非民本思想指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既定对目标又选对道路，实现利民之目的。

　　作者：丁新宇 郭强 来源：知与行 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