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毛泽东军事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哲学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的私塾里就熟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青年时代认真研读了南北朝的《昭明文选》、唐代韩愈的《韩昌黎全集》、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明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孙子兵法》、《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清思想家以至晚清曾国藩等人的著作，深受王阳明、颜元、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影响外，他还从小就喜爱《三国演义》；《水浒》、《精忠传》、《隋唐演义》一类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野史，并对《孙子兵法》有了相当谙熟的了解。对于《老子》、《周易》一类的哲学、历史书籍也当作兵书来读，总是潜心其中，留心于成败之迹，思索其兴衰之变。比如，在《老子》中，他从古代兵学崇尚的“道”中，看到了中国兵学禀承的战争理念是作战目的即是为了伸张正义，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以德服人。认为“有德不可敌”，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战争性质作了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德”的内在含义。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战争方略和孙子“少则能逃之，不若则避之”的用兵原则引导下，他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著名游击战原则和“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方针。并根据最终“柔弱胜刚强”的结论，提出了在强敌面前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敌人，坚持“持久战”，从而最终赢得胜利的光辉理论。在孙子提出的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奇正、攻守、动静、虚实、劳逸、勇怯、多寡等矛盾的概念中。他根据“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道理，悟出了必须“以迂为宜，以患为利”的思维方式。并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你打你的，我打我伪”，寻机以弱胜强的作战方针。他在着重研究了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中国历史上大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例的基础上，终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哲学的光辉篇章，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武器。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是毛泽东军事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几乎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主要在于中国革命战争，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就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事实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许多精彩论断首先就是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提出的。也可以说，正是毛泽东从多方面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营养，并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之有机结合起来，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作为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于一身的伟人，军事业绩是他一生最为成功、最辉煌的成就。他以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恢弘气度指导战争，即使在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能挥洒自如。他不愧为把握战争艺术的巨匠，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始终闪耀着超绝古今的智慧光辉。

　　二、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军事哲学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军事哲学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颗明珠。中国文化传统中内在地包含着军事哲学的内涵，中国古代军事哲学作为中国军事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以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独有的魅力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军事哲学毕竟属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的局限和朴素的性质。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发展缓慢，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更新变化不快，加之封建专制主义独尊儒术、社会思想受到禁锢，在学术领域也存在崇古之风，缺乏创新精神，因而在基本理论上没有重大突破，即使其中蕴含着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其中还夹杂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杂质，没有超出朴素、直观性的水平。从而影响了中国古代军事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作为一位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人，既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最善于吸取和借鉴前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的军事哲学思想熔铸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于一炉，全面、系统地批判、继承与超越了中国传统军事哲学。

　　(一)关于战争观问题。第一，关于战争的性质。从周代开始，古人就开始冲破以天命、占卜解释和指导战争的神学战争观的束缚，对战争的本质进行了初步的哲学思考，“以德配天”、“有德不可敌”就是最初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崇尚周礼的儒家哲学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了“仁义用兵”的思想，反对不义之战，并得出了“得道多助必胜、失道寡助必败”的结论，强调了战争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司马穰苴提出了治国用兵要以仁为本，目的在于“除暴安人”，推行仁政。而兵家的战争观则与儒家的战争观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他们用功利主义解释战争，揭示了战争的诡道手段和利益本质。由于后来儒家哲学成为显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历代兵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战略与政略相依附、利益与道德相结合的战争观。这种仁本主义的战争观虽然含有丰富的民族性和古典人道主义的思想精华，但也包含有大量封建性糟粕。毛泽东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批判与继承。他不仅把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本质划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并且指明共产党人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鲜明态度；不仅给正义的革命战争以高度的评价，说它是把人类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是历史的“抗毒素”、“清洗剂”，并且把是推动还是阻碍社会进步作为判断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衡量标准之一。这样，就给中国古代军事哲学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其焕发了时代的新意。

　　第二，关于战争的本质。这也是古代兵家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战争？古往今来，说法不一。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把战胜与政胜统一起来，认为修道而保法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商鞅认为：凡战法必本于胜政。开始探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尉缭子则认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并提出要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这里的文指的是政治。古人常把文武看作两种不同的政治手段，认为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还有的古人认为，战争是在政治目的不能实现时，不得已而用的危险之物和凶器。而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在继承中国古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从生产发展、阶级斗争变化和社会进步等多个方面对战争本质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指出：“战争——队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占”明确阐明了，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战争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有其特殊性”，“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毛泽东对战争本质全面、科学的揭示，固然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但也无疑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影响。当然，毛泽东对政治内涵的理解与古人对政治的理解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古人看到要打胜仗，必须富国强兵。孙子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因此，甲兵之本，必先本于田宅，认为在作战中必须贯彻“因粮于敌”的原则。老子还对产生战争的经济根源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战争起因于统治者的贪欲。他指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并由此提出要“以战止战”、“杀人安人”、“止戈为武”，要兴“义兵”，讨“逆兵”。认为义必以礼服，逆必以权服。从而提出了最终消灭战争的思想。尽管这些观点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的，还不可能对战争的起源、性质和消亡作出科学的说明，但却为后人探讨战争的根本问题开辟了道路。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决定政治关系、暴力关系的原理，把经济因素作为考察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规律的重要依据。并从具体分析经济问题人手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在战争的起源与消亡问题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战争起源的学说，深刻揭示了其内在规律，强调无产阶级研究和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阐明消灭战争的基本途径是铲除战争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并指明了消灭战争的方法只能是用战争反对战争。

　　(二)关于战争认识论。战争认识不同于一般的认识论。因为承认战争认识可知，是进行一切战争活动的前提。基于这一点，古代兵家提出了“战道可知”的命题。也正由此，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较早地在兵家哲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孙子最先提出了战道可以先知的思想，强调天命可制，人道有为。并作出了“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一论断确实体现了战争认识的规律和特点，因而一直为后人所赞扬。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战争实践对战争认识的决定作用。他充分借鉴了这一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是，他肯定了孙子的“知”建立于朴素唯物主义基础，并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进一步批驳了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论。他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二是，指出认识战争规律就是认识战争客体中彼和己两个方面：“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如果明于知已。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将招致战争的失败。三是，毛泽东对知彼知己内容的论述，远比孙子宽泛得多，他总是把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心理、道义等内容放到时代大背景下去分析。四是，毛泽东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作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提到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三)关于战略战术运用上的辩证法。古代兵家在作战指导上历来十分重视谋略的运用，提出了许许多多奇谋妙计，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基于这种重智谋的军事哲学传统，古代兵家对作战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进行了十分丰富而精辟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哲学色彩的见解。比如，攻守、分合、众寡、奇正、虚实、先后、迂直、速久等辩证关系，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则体现得更为出色和精彩。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以来，都是以弱小的军队面对强大的国内外敌人作战，如果没有把握“以弱胜强”的战争特殊规律的本事，是不可能取得一个个辉煌胜利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的发挥和发展上体现得尤为出色。比如，他发展了“因敌而制胜”的原则、“示形”以“动敌”的原则、“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原则、“以逸待劳”的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原则、“我专而敌分”的原则等等。此外，还有攻守相宜、奇正合度、虚实互补、专分相合等一系列辩证关系和作战原则。也正是在批判地吸取了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和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战略战术原则。比如，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在战略防御阶段，把战略上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作为两个同时并重阶段的原则；在运动战的作战方向上，提出战略上相对稳定与战役、战斗上灵活多变相结合；在兵力运用上，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提出战略上的以少胜多，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表现在作战方法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持久战的方针上，提出在战略防御阶段，要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在军事行动上，必要时必须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等等。其他方面还有：计划性与灵活性；集中与分散；歼灭战与消耗战；主动与被动；流动性与相对固定性；土地的暂时丧失与最后的不丧失，等等。毛泽东的这些闪耀着辩证法光辉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宝库。

　　三、中国传统哲学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时代、理论意义

　　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曾经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以往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么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它们是否已经过时，是否还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世界迅速变为一个地球村，使人们的交往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便捷、迅速，全球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加剧了世界的两极分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一些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群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而另一些国家的另一部分人群却花天酒地、奢靡无度的时候，陷入极端困境的那些国家和人群运用极端的反抗方式来报复社会就并非是难以理解的了。“九·一一”事件前后，国际社会产生了大量全球治理的话语和方案，美国国内“新帝国”舆论泛起，在国际上出现了“反恐联盟”，而美国公然以反恐名义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尖锐地突显了全球治理的不同理念、模式和道路。那么，在美国治理下的反恐战争结果如何？事实上是越治越乱、越反越恐!目前伊拉克的乱局，驻伊美军和贫民伤亡数字的飙升以及巴以冲突的恶性升级就是明证。

　　如果从文化上分析，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方主流文化主导下的治理理念和方案，从根本上说就是与全球化治理趋势相背离的。因为强调现实世界的冲突本质是西方主流战略文化的基本特征。虽然西方文化中并非从来没有过和平主义与天下主义的价值理想，最初的基督教就是以和平主义为追求，但长期分裂与冲突的现实，导致的是西方文化中天下意识的缺失与冲突意识的强化。这就决定了和平的追求与天下意识不可能成为西方主导性的价值观念。相反，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中，冲突与对抗却成了西方学者把握世界秩序的出发点。因为，西方主流文化是建立在人性本恶，人类世界的本质就是对立和冲突，生存竞争中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社会关系正常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使得西方的一部分人习惯于从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的实质，甚至认为在追求自己利益时，可以完全不顾及他人利益，因而顺理成章地主张以暴治暴、先发制人地运用武力。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与全球化合作的基本趋势背道而驰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人类正在相互依存，然而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既依赖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强的客观事实，也依赖于人类对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主观认同。以冲突为认知起点的西方主流战略文化如果没有根本的转变，是难以将人类带出‘战国时代’的。”实际上，西方文化中的暴力崇拜和攻击性偏好只能导致相互间仇恨的不断加深。冲突和对抗的日益加剧，甚至人类社会的毁灭。

　　从哲学上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是与西方人性本恶的判断完全不同的理解人性的另一种思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是中国人理解的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由此派生出来的主张中庸和谐的思维方式自然也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这种哲学认为，和谐既是世界的本质，又是世界变化与发展的趋势。因而也就成为了儒家理想的价值追求之所在。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承认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终达到相互融合发展，而不是盲从附和。而小人则只是盲从附和，却不曾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这里的“和”是调和、融合、和谐的意思；“同”则指同一、认同。“和而不同”高度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热爱和平，宽容、大度、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天人合一的境界、尊重宇宙、自然规律的思想。在这种哲学思维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战略文化崇拜和平与正义。中国人酷爱和平的天性几千年来一以贯之，从未改变。这种对于和谐世界及人类共同命运的执着，代表着西方战略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精神，它表现的是一种深沉的天下情怀，是对西方文化中自我中心主义的超越。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不赤裸裸地赞颂掠夺性战争。而是把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与慎战、备战结合起来，既要求安不忘危，又反对乐兵好战。

     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古知兵非好战”和“不战届人”、“止戈为武”的观念深深潜藏在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和民族潜意识之中，也是中国传统战争哲学的精华所在。正是在这种战略文化的基础上，1954年6月，中国提出了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东南亚和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97年3月，我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又首次提出了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的新安全观，引起了世界极大的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战略文化的非暴力、非强权主义的战略文化观念。中国文化的天下情怀在这种新的全球意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合作与冲突之间，在道德与暴力之间，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老教诲与为了伸张一己之利而不惜践踏别人的尊严之间。中国战略文化中所包含的智慧，无疑可以为人类提供很多的启示”。正是这种哲学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不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建构一种全球共生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既不是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更不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而是指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相互传播、彼此融合的过程，是一种丰富生动、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契合；是人类真正走向协和万邦、幸福安宁的憧憬，这就是我们主张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意义。这就是我们呼吁建立一种“新安全观”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天下情怀”。

　　但是，如果有一天霸权主义硬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怎么办？我们也毫不惧怕，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在我们一边。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今非昔比的强大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还有着几十年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经验，以及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光荣传统；更有光辉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百战百胜的军事辩证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便确立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有信心、有能力打一场现代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彻底战胜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代仍然具有的伟大现实意义。

　　作者：李青

　　第2篇：我国军事哲学“两种发展历史”考察

　　军事与哲学的联系由来已久，从《孙子兵法》到《战争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无不闪烁着对军事问题的哲学思考之光。我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研究的历史尚不足百年，从其研究的立足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在军事学领域，试图立足军事学，在最高思维层次上寻找军事的本质规律；另一个是在哲学领域，试图以哲学的批判思维反思人类军事认识成果，从而为军事学提供认识论、方法论指导。

　　一、军事哲学存在“两种发展历史”

　　我国军事哲学研究之端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我党的军事辩证法研究。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军事路线，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以“军事辩证法”为题进行了讲演，首次提出“军事辩证法”概念[1]p23。此后，为了从“思想上哲学上”“驳斥抗战中的军事上的唯心论与机械论”[2]p1，“运用马列的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来认识、分析、理解、解决军事问题”[3]p8，延安“新哲学研究会”进行了军事辩证法相关研究。1949年，杰出的军事理论家郭化若出版了《军事辩证法》一书。“文化大革命”前后，军事辩证法相关研究较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辩证法、军事哲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内容全面拓宽，队伍不断扩大，两次召开军事辩证法研讨会，先后有30余部军事辩证法、军事哲学教材、专著和论文集出版，例如林伯野主编的《军事辩证法教程》（1985年）、王成业主编的《军事哲学研究》（1986年）、朱宝庆的《军事哲学范畴引论》（1988年）、刘先廷主编的《军事辩证法新论》（1990年）、宫锡准的《军事辩证法论纲》（1993年）等。这些成果，主要对军事辩证法和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1995年5月，“军事哲学的开拓者”梁必骎出版了《军事哲学》，该书建立了以军事本质论、军事运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和军事哲学方法论等为基本内容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至此，“军事辩证法”之称谓被“军事哲学”所取代，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得以明确界定。进入21世纪，军事哲学侧重从当代新军事变革出发，进一步向军事实践拓展，出版了许志功主编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研究》（2005年）、赵小芒主编的《面向未来战争的中国军事哲学》（2012年）等数部专著，进一步彰显了军事哲学的现实价值。

　　历史地看，定位于军事学分支学科的军事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然而，这种军事哲学研究的传统并不表明只有这条路才是适合军事哲学发展的光明大道。我们在翻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的历史之页时，看到的却是悄然而生的军事哲学的“另一种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的研究正渐渐兴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研究，其缘起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说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开始反思哲学本身，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实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换。其结果之一就是，科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等部门哲学在我国兴起研究热潮。不像科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时间长成果多，作为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研究历史极短暂，或者说才刚刚起步。从哲学角度研究军事哲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军事哲学应从军事学中“分离出来”，“注重对战争问题的哲学思考”[4]p315。21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军事哲学“不代替军事学去认识军事活动的一般规律”，应当体现哲学的思维特征，“不断地反思、怀疑、批判和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5]。近年来，随着部门哲学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为，军事哲学应在部门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展开，与科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研究是同性质的，即都须采用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这样说来，军事哲学就不应该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部门哲学，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人类军事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哲学理论”[6]。这种定位于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将以哲学反思的思维特性去观照人类军事世界，对军事学理论与实践进行哲学批判，这对军事学研究的创新、深化、完善和拓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二、军事哲学“两种发展历史”之比较评析

　　1.异同比较。可以看出：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是一种哲学理论。具体地说，前者的根本特点是立足经验与实证去“研究军事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与一般价值”[7]p1，目的是为了实现军事领域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科学认知的思维。而后者以军事领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对象，反思军事领域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认识军事问题时逻辑思维层次上的跃迁，体现了哲学反思的思维。如此看来，二者的共同点是都面向军事问题，试图就军事领域的各种活动为人们提供理性指导，二者的研究目标具有部分重合性。同时，我们也能看出，二者的区别是显著的。从研究对象上比较，前者研究的是军事整体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后者以军事科学的全部思想为对象。从研究目的上比较，前者旨在揭示人类军事活动的本质规律，用以作为其他军事学科的理论基础，从而为建构一个属人的、“运行有常”的人类军事世界而努力；后者不是为了寻找军事学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反思人类军事世界的种种思想，敞开军事世界各种理论自我批判的空间，从而推动人类在军事领域的进步与发展。从研究方法上比较，前者主要采取观察、调研、试验、预测等实证研究方法，后者采取批判、反思的思辨方法。另外，从二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研究队伍方面来看，较之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研究既浅薄又寡少，以致为部分研究者“忽略不计”。

　　2.价值比较。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从产生到成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其研究成果不论对于完善军事科学理论还是对于指导人们的军事实践活动都具有促进意义。而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既研究者寡亦无理论体系，几近为人们“忽略不计”，其“何德何能”可与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并列为军事哲学的“另一种历史”？这是因为后者有前者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从人类世界整体与部分的角度来说，一门科学应当明确学科领域范围并且研究该领域之内的问题，不能出现“超界”现象。但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某一孤立的科学，各学科领域之间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人的面前。因而，哲学认为一门科学自其学科建构伊始就存在单一化、封闭化、专业化的特点，其思考空间和理论视野难免存在一定的偏狭。军事学也不例外。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实证科学建立的基础是经验，而经验在哲学看来是需要审查的。因此，对于军事科学来说，应当有一种哲学理论对其合理性进行审查批判。有人要说，军事哲学不正是给军事学以哲学批判的吗？是的。但问题是，如果将军事哲学定位于军事学的分支学科，它能超越军事学的学科边界而给军事学以批判指导吗？如果军事哲学“越界”了，它还属于军事学吗？在哲学看来，从军事经验上升的理性认识即使再富有哲理性，也终究难脱经验主义思维的局限。要给军事学以哲学批判指导，军事哲学只有“越界”才能担起这一责任。为此，我们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军事学理论成立的预设前提是否合理，军事学的界限在哪里，其终极价值是什么，军事学理论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其研究方法是否存有局限，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果仅仅在军事学的“小圈子”内“打转”是无法得以解答的，它需要超越军事学之界而进入哲学思考。人们在对军事科学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中，如果这种思考运用的是经验认知思维，那么它只是立足经验与实证而对军事学的建构与完善，一旦我们超越军事学而从人类整体的视角、以哲学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去批判军事学，我们就进入哲学思考了。这种哲学思考，将以形而上的批判思维去观照人类军事世界，给军事理论与实践以整体性的、超经验性的、广视角的指导，这有利于人们在军事领域克服视野的偏狭和经验的局限。可见，在完善、深化军事学研究方面，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是无法企及此深度和高度的。

　　3.造成歧向的根源分析。军事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姻”，为什么会走向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呢？这个问题需要踏着历史的足迹去寻找答案。沿着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专业化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军事哲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军事领域的问题这一点没有变，但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介入军事学的时候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哲学自身内涵的理解发生了“突变”——20世纪80年代之前与之后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那么，是不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军事哲学发展的歧向？这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到70年代末，受苏联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我们把哲学视为具有最大普适性的“科学”，以“根深蒂固的哲学知识论立场和无法割舍的哲学科学化要求”来理解、研究、运用哲学，认为哲学是一种既定的东西，形成了“教科书哲学”研究范式[8]p1—p32。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哲学界开始反思“教科书哲学”的不足，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固定精确的、由经验产生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反思、批判的思维方式。那么，对于此两种军事哲学来说，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成熟于90年代，它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思维和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9]p451，从而以“本本主义”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用于军事学，显然其是“教科书哲学”的产物；而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研究始于21世纪初，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研究范式之上，认为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到军事学，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思维方式反思军事科学，显然它是“新哲学”的产物。由此可见，军事哲学“姓军”“姓哲”两种不同方向的发展有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之历史背景。换言之，二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理解不同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应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军事学不同方式的“联姻”使此两种军事哲学“分道扬镳”。

　　4.合理性评析。该给二者如何“定性”，或者说他们谁更具合理性呢？如果考察一下其他部门哲学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与同为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的“尴尬处境”相同，历史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从哲学本体论出发试图寻找历史学的本质和规律，新兴的批判历史哲学以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为历史学提供方法论指导[10]p3。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等部门哲学的发展史也有类似情况。于是，有学者认为，部门哲学研究的途径可能有两条：一条是“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理论”，另一条是“由一般哲学理论走向具体科学”。并认为这两条道路可以同时并存[11]。可见，“两种发展历史”现象在部门哲学大家庭中并非是军事哲学特有，两条发展道路并存于历史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军事哲学研究中既是历史事实亦有一定合理性。大体说来，军事哲学发展史符合部门哲学有此两条路径的说法：一条是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企图立足军事学在思考军事问题时达到哲学思维高度；另一条是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由哲学的思维特性指向军事学。在哲学看来，第一条道路不尽然是“哲学”的，第二条道路才是能对军事学以哲学指导的。然而，从二者的现实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抹杀“姓军”的军事哲学的价值，这同不能扼杀“姓哲”的军事哲学的发展同等重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这两条发展道路都是有价值的，此二者的研究成果不论对于军事学还是对于哲学都有促进和借鉴意义。

　　作者：李鸿源

　　第3篇：让军事哲学在军事实践中发挥威力

　　军事哲学，常常给人以“曲高和寡”之感，究其原委，或因构成其体系的诸多原理、原则的高度抽象性使不少人望而却步，或因揭示军事运动的本质与规律的艰巨性使人望而生畏，抑或因运用其研究成果解决现实重大军事问题者寥寥无几。但也有为数不多的探索者，即便在哲学的“贫困期”，也没有停止探索，矢志让这一科学思想成为提高指战员素质、指导军事斗争实践的思想武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梁必骎，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最近，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哲学与军事实践》一书，便是梁必骎在这方面多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视角独特，读来颇受启发，让读者在观念上受益的同时，既看到了军事哲学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价值，也感受到了作者驾驭科学理论透析军事实践的深厚功力。同作者以前所著所编的《军事方法学》、《军事哲学》、《军事哲学思想史》、《高技术战争哲理》、《军事革命论》等一起，在军事科学殿堂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研究的系列篇。

　　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内容丰富、覆盖面宽。作者将筛选的34篇论文，区分为“哲理性军事问题综述篇”、“历史性军事问题反思篇”、“现实性军事问题辨析篇”、“未来性军事问题预见篇”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框架结构上看，既有对该领域研究的全面综述，也有纵向诸多问题的反思；既有对现实性问题的辨析，也有对未来军事革命发展的预见。从内容结构上看，既有军事哲学的成果，也有军事哲学史的研究；既有对军事哲学前沿问题的综述，也有对军事实践中具体问题的深刻剖析，丰富的思想内容，开阔了读者视野，给了读者掌握科学思维武器和科学研究方法的“钥匙”。从时间跨度来看，既有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军事哲学的初步探讨，也有跨世纪之后对上一个世纪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反思，充分反映了作者几十年来对军事哲学研究的执著追求。全书虽未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的理论体系，却始终抓住主题，引导读者把军事哲学紧紧同军事实践结合起来，给人一个清晰的思路。

　　二是观点鲜明、贴近实践。作者紧密联系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阐述了军事哲学与军事实践的关系。作者始终紧紧抓住不同时期军事实践对军事哲学提出的要求，依据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敌对双方对抗的新变化、新事物、新情况乃至新条件，从军事哲学的高度，直面军事实践遇到的新课题，例如对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时空的变化与体系之间对抗的新变革、如何运用军事哲学方法掌握战法创新的“金钥匙”、如何对待运用虚拟技术形成的“预实践”方法等，作者都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三是创新点多、通俗深刻。全书坚持论从史出、“论”从实践而来，“法”随实践而升，坚持军事哲学理论研究直面现实、面向未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新军事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在“军事哲学研究概述”中，作者仅用10000余字的篇幅，便从整体上梳理了20世纪内中外对军事哲学研究的进程、成果以及诸多学术前沿问题。在“关于新军事革命问题的再思考”中，作者没有停留在“已有的他人结论”，把人类社会迄今所经历的军事革命，归纳为金属化、火药化、机械化、智能化四种形态，独具匠心、颇具新意。

　　作者：麻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