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相观看与概念变化
——维特根斯坦是不是一个概念工程师？
黄远帆
摘 要：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不仅是对“知觉经验”议题的讨论，更是一种元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倡导哲学家致力于概念革新的“概念工程”是当代最炙手可热的哲学方法论议题。但有种观点提出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是一种不同于概
念工程的方法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面相观看可以是概念工程的一种形式或一个环节，捍卫这个主张要具体回应三种可能的挑战：其一，面相观看作为一种知觉经验无法概念化；其二，概念工程预设了概念的单一性，而这无法覆盖语词在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其三，面相观看是治愈的，这与概念工程的积极建构是不融贯的。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面相观看；概念工程；概念；知觉
一、“面相观看”是不是一种“概念工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用积木搭了一个东西，张三说我搭的是老虎，李四说我搭的是大花猫。在这类情况下，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活动：把 X 视为 Y。针对同一个对象，可以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张三和李四对这个对象的客观表征毫无争议：比如这个对象是由哪些型号的乐高积木组成的，以及积木的数量是多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对“X 是什么”产生了争议。
围绕这类现象，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面相观看”（aspect-seeing）。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特殊的观看形式，我们来看一些典型案例。大致可以区分三类面相观看的案例。① 第一类就是以“兔鸭头”为代表的案例，类似的包括纳克方块（Ｎecker cuｂe）、施罗德楼梯（Scｈroder sｈifting staircase）等。面对兔鸭头，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兔子，要么是鸭子。这类案例中，聚焦于其中一个面相会（暂时或永远地）阻碍我们看到另一个面相。第二类案例包括一副倒置的笑脸、英文词的倒影等。这类案例的用意在于搅乱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我们的具身经验、正常的预期、自然的反应、生活形式、关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事实，等等。比如，要识别倒置的笑脸，我们要改变正常的观看方式，去想象倒转的空间。第三类案例包括识别一
个表情的意思、听出音乐中的情绪、发现长相的相似等。这类面相观看预设了一些能力要素。这些能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张三天生擅长辨识人脸；也可能是后天训练获得的，比如李四经过长期训练，能够觉察出嫌疑犯每一个细微表情。②维特根斯坦区分了两种“看”的用法：
其一：“你在那儿看见什么啦？”——“我看见的是这个”（接着是描述、描绘、复制）其二：“我在这两张脸上看到了某种相似之处”——听我说这话的人蛮可以像我自己一样清清楚楚地看着这两张脸呢。（ＰI 十一 １）③
维特根斯坦将第二种“看”界定为“面相观看”。“面相观看”虽然也是看，但又不同于我们寻常的“看”，它是看到日常实践中被遮蔽的维度。我们会习惯于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假思索地认定这就是事物的应有的样貌，但事实上我们可能忽视了事物其他可能的面相：
事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其简单平常而掩蔽着。（你不会注意它——因为它一直都在你眼前摆着。）一个人的研究工作的真正基础对他并不瞩目。除非有时候恰恰是这一点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等于说：一旦看到了就是最触目最有力的东西，我们通常熟视无睹。（ＰI １２９）④
维特根斯坦用“面相的闪现”（dawning of aspect）来表达注意到新的面相：“我必须对‘持续地看到’某种面相和某种面相的‘闪现’作出区别。”（ＰI 十一 8）①面相观看的时候，往往经历的就是“面相的闪现”。比如，张三原本看舞蹈表演时无法真正体会首席舞者的独特美。奈何其他专业人士如何击节称赞，在张三眼里首席和其他舞者并无区别。但我们仍旧可以想象，某一天他突然能够领会首席独异的美。这就
是一种“面相的闪现”。另外，维特根斯坦也提示我们，面相观看中的“知觉经验”与“思想内容”是互相纠缠的。当有人问我面前有何物时，我会给出报道：“前面是只兔子”；当我原本在观鸟却突然注意到一只兔子的时候，我会惊呼“一只兔子”。维特根斯坦认为，惊呼和报道有所不同：
但这惊呼既然是知觉的描述，就也可以把它称作思想的表达。——你看着对象，不必在想着对象；你具有惊呼所表达的视觉经验，你就也在想着你所看见的东西。所以面相的闪现似乎一半像视觉经验一半像思想。（ＰI 十一 ２９ ３０）②
那么，面相观看需要什么能力呢？维特根斯坦在一些地方提到，对于面相观看而言，重要的是具有想象力。他如此描述：“一个人可能把兔鸭头当作画的只是兔子……但他不可能把单纯的三角形当作画的只是一个倒下来的东西。我们需要想象力才看得到三角形的这一面相。”（ＰI 十一 １０６）③ 就以一个三角形为例，我们把它“看作”什么，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力：
这个三角形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三角形的洞，一个实体，一张几何图画；看成是它的底边着地、其顶尖悬空；看成是一座山、一个楔子、一个箭头或指示标志，看成是一个本来要用那个直角的短边着地、后来又被翻过来的东西，看成是平行四边形的一半，以及其他种种东西。（ＰI 十一 ５１）④
当我们看不到一些面相的时候，我们处于“面相盲”（aspect ｂlindness）的状态。维特根斯坦如此描述：
他会不能把立方体示意图看作立方体吗？——从这却推不出，他认不出这是一个立方体的表现（例如一张图纸）。但对于他，这示意图不会从一个面相跳到另一个面相。——问题：他应当像我们一样在有些情况下能把这示意图当作立方体吗？他若不能，我们就不能恰如其分地把这称作一种盲。（ＰI 十一 １４６）①
表面上，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似乎是一种对“感知经验”的讨论。但不少学者都注意到，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不仅仅是一种对知觉的讨论，更是一种对元哲学或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比如说，在一本集中讨论面相观看的论文集《以新方式看维特根斯坦》（Seeing Wittgenstein Anew）的目录中，就有一项“面相观看与方法”的分类。不少学者认为立足“面相观看”可以形成一种做哲学的方法。② 换言之，面相观看的讨论不仅仅关联于知觉哲学、美学、宗教哲学、语言哲学，它更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哲学方法论。
“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是当代英美兴起的一种哲学方法论议题。总体而言，概念工程支持者认为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修正、删汰有缺陷的概念，或者改良已有的概念，或者创发新的概念。马蒂·伊克兰德（Matti Eklund）给出了一个刻画：
除了我们真实拥有和运用的概念之外，还有其他的概念，其中一些比我们现在使用的概念更适合我们的各种目的。我们能够，也应该去质疑我们现有的概念，并且去考虑是否有更好的选项。若有更好的选项，我们应该尝试改变我们的方式以便能够运用这些更好的概念。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哲学项目，哲学家批判地评价我们的概念，并有可能去修正、替代这些概念。③
概念工程的目标是对我们现有的概念实行积极的革新。④初审之下，“概念工程”和“面相观看”有着不少类似的地方：两者都会将人类实践作为考察的起点；两者都试图提供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但也有学者试图区分面相观看和概念工程。司马亭（Martin Stokｈof）认为当代分析哲学主流的方法是概念分析，而概念工程是概念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但他认为面相观看是不同于这两者的方法。① 虽然司马亭并没有展
开论述概念工程如何区别于“面相观看”，但显然他下了这个断言。目前还没有文献细致讨论两者的关系，可以说司马亭首先提出了这个有趣的问题。本文试图接手这个问题，并论证面相观看是一种概念工程，或者至少可以作为概念工程的一环。下文将讨论这个论断可能面临的三个困境：（１）知觉经验无法概念化；（２）概念化后的面相观看无法顾及语词的语境敏感性；（３）面相观看是治愈的（tｈerapeutic），而概念工程是建构的。
二、面相观看能否概念化：知觉与概念
概念工程首先是关于“概念”的工程。要论证面相观看是一种概念工程，我们就要澄清“面相观看”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这里会面临一种反驳：面相观看是关于知觉经验的，概念是关于命题的，因此面相观看无法概念化。如果面相观看可以概念化，那么将对象 X 看作（感知为）概念 Y 时，Y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概念，或者可以通过概念对其加以解释。阿夫纳·巴兹（Avner Baｚ）明确反对这种解读，他指出，维特根斯坦的文本里没有很清晰地表明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坚持面相观看无法概念化。②他例举了三个主张面相观看可以概念化的代表：彼得·斯特劳森（Ｐ． F． Strawson）认为，“感知可以被概念烛照、灌注、浸润”③；雷谢夫·阿加姆—格尔（Resｈef Agam-Segal）指出，“概念鸭子为兔鸭头注入了特定意
义”；④ 理查德·沃莱姆（Ricｈard Wolleim）也持类似观点：“当我将 x 视为 f 时候，f是一个概念”。⑤ 巴兹更具体的表述如下：
我们心智中产生概念的同时也伴随着知觉，这样一来，我们赋予内容以信念。概念 f 进入我们心智的同时，我们也同时知觉到 x，立足这种知觉，我们在心智中可以产生信念 x 是 f。我从火车窗口望出去，我当下看到了栎树，那么我也是这么相信自己所见的。⑥
大致上，巴兹的反驳分为两条线索：一条关注知觉经验和概念的张力；另一条专注于语词多元性和概念单一性的张力。本节将聚焦第一条线索的讨论。
基于第一条线索，巴兹指出了知觉经验和概念的张力：很多面相无法通过语言表达。我们并不能为知觉经验 X 找到一个对应的特定概念 Y，因此没有这个对应的概念。我们会因为某人的长相、某种氛围、某个姿势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但无法表达这种感觉。即便我们找到了一些描述方式，却往往会感到语言的乏力，不可言喻。比如，当李四走入房间时，张三觉得李四的仪态很奇特，但他无法用语
言来表达自己所感。即便张三能找到一些描述的语汇——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但张三仍旧会觉得这些描述不够准确，至多只是接近。因此，张三无法找到完全替代他感受的概念。巴兹进一步指出，将面相观看概念化是一种过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ｚed）的解读，如此一来，被看作的东西也是可以被判断、被知道的东西，也是可以极其确定的东西（to determinately ｂe）。① 这个承载过多理论承诺与理论雄心的解读与维特根斯坦的主旨背道而驰。不同于思考、知道、意图、理解、意义或阅读，维特根斯坦的面相本质上是一种“拥有它独特现象学的知觉经验”②。
在回应这个挑战前，我们应该重新回顾一下这个问题本身，即“面相观看能否概念化”。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理解为面相观看的内容是否完全等于、或是否可悉数还原为概念内容。巴兹大多数批判的着力点实际是针对这种理解。他反驳的是：知觉经验内容是概念性的——当我看到了绿苔的同时伴随着“绿苔”概念，两者交缠在一起。而这个议题关注的问题是“经验内容是不是概念的”③，其重点在于经验内容和认知信念是不是等同的。本文认为“面相观看能否概念化”与“经验内容是不是等同于概念内容”是两个独立问题。即便我们认同非概念论者，承认我们看到红色物体时并不同时拥有“红色”概念，但这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人类可以把关于红色的知觉经验转化为概念“红色”。鉴于此，“面相观看能否概念化”这个问题并非在问知觉经验是不是概念的，而是知觉经验能否转化为概念。
目前的问题关联着另一个问题：对“默会知识”与“命题性知识”之间关系的讨论。借助于对默会知识的讨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的问题。面相观看作为一种知觉活动，可以被视为默会知识的一种，而概念内容则是由命题性知识构成的。因此，默会知识和命题性知识的关系可以对应面相观看和概念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学派在讨论默会知识的时候会聚焦一些实例 ④，其中两类实例和目前的讨论紧密相关：感觉性质（sense qualities）的经验与面容识别。感觉性质的经验包括单簧管的声音、咖啡的香味、啤酒的口感等；面容识别也很常见：我在茫茫人海中忽然识别出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郁振华将这两类实例界定为“知觉性亲知”（perceptual acquaintance）①。显然，对于单簧管的声音、咖啡的香味、啤酒的口感，奈何我们的辞藻多么丰富，也无法全然替代第一手经验；同样，尽管我能够自信地认出哪怕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但当一个受到脸盲困扰的人向我求教如何识别人脸时，我会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这样看来，我们的知觉经验无法还原为命题判断。假使承认各种命题内容构成了概念内容的话，那么我们的知觉经验也就无法还原为概念（命题）。面相观看是一种知觉经验方式（即默会知识），如果默会知识无法还原为命题性知识，那么面相观看自然也无法还原为概念（由命题性知识构成其内容）。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打住。我们必须承认感觉性质的经验和面容识别都溢出了命题知识的范畴，也溢出了概念的范畴。如果面相观看可以视为一种亲知，那么上述论证只能说明，这类亲知无法充分用语言表达。维特根斯坦学派区分了强的默会知识和弱的默会知识。强的默会知识原则上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而弱的默会知识在原则上是可以用语言充分表达的，即便我们事实上未用语言来表达它。因此，强的默会知识是无法为语言表达所穷尽的。虽然强的默会知识无法通过语言充分表达，但可以通过行动得到表达。此外，传授强的默会知识也不能仅通过言传，而要诉诸身教。即便面临这样的逻辑鸿沟，也不意味着强的默会知识是完全不可言说的。如郁振华所言：
强的默会知识概念肯定了知识和语言表达之间的逻辑鸿沟，但是它并没有主张这类知识是绝对不可言说的。……强的默会知识概念提示我们，对于某些类型的知识，言说总是不充分的。所以，强的默会知识概念强调的是语言表达的不充分性，而非绝对的不可言说性。②
郁振华在上述引文中区分了“语言表达的不充分性”和“绝对的不可言说性”。如果我们的问题是感觉性质的经验和面相识别是否能充分还原为概念，那么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语言无法充分表达感觉性质的经验，因此，我们完全认可面相观看不能充分还原为概念。但这不是我们当下要处理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我们真正的问题是：面相观看能否坐落（而非还原）到概念上，或者面相观看能否被言说。我认为面相观看不仅不是不可言说的，而且还是可以坐落到概念上的。我们可以借用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的玛丽的黑白屋来阐明这点。③玛丽从小在只有黑白颜色的屋子里长大，从未见过其他颜色，但她被灌输了所有关于光学和颜色的理论知识。当她第一次走出屋子见到红色玫瑰的时候，不少人会认为玛丽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但是，红色的经验不能还原为红色概念的理论知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将红色的经验坐落到或转化为“红色”概念。玛丽在走出黑白小屋之前已经在理论层面获得了“红色”概念，而当她第一次见到红玫瑰时，她真正意义上对接了感觉经验与理论概念。因此，即便感觉经验无法还原为概念，这也不意味着它不可以坐落到概念上。人类可以用概念来标记自身的各种感受，人类也可以通过扩充概念内容来描述这种感受。我们并不一定要求这种描述是充分的；我们只是为了能够在
理由空间内安置这种知觉经验。
有人会进一步反驳：我们可以区分概念面相（conceptual aspects）和视觉面相（optical aspects）。① 我们知觉到的概念面相往往能够关联到一个具体的概念，比如我会指着兔鸭头说“这是一只鸭子”。并且，我们通常需要用概念说明（conceptual explanation）来描述概念面相，而非仅仅粗略地描绘经验对象的颜色与形状。当面对视觉面相时，我们只能给出大致的描述“它是如此这般的”，却无法用概念去捕捉这种经验。比如，看到两张面庞的相似性就是视觉面相。② 这个区分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有些知觉经验可以完全脱离概念的束缚。我认为，即便在视觉面相中，我们也无法彻底剥离概念。看到两个面容的相似性时，我们也可以借助概念来描述：“瓜子脸”“国字脸”“尖嘴猴腮”“寿星额”等。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张知觉经验可以坐落于概念，而非充分还原为概念；同时，我们也不用预设经验内容必然是概念的。因此，知觉经验是可以概念化的。但我们目前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知觉经验能否概念化，更是面相观看能否概念化。面相观看是一种关于知觉经验的默会知识，但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默会知识：我们当前语境中的面相观看不仅仅是一种一般的知觉经验，更是一种感
知新面相的默会能力，一种与概念创发相关的哲学方法论。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概念的创新和面相观看有何关系？
通常来说，获得一个新的概念体系会面临一种困境：如果我们真的获得了新的概念，那么这类概念不应该由原来掌握的定义和说明来界定。但我们又必须要能够解释，我们是如何获得新概念的。威廉·乔德（William Ｃｈild）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线索。③ 他认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以新的方式看”。如果以新方式看待事物相当于以新概念看待事物，那么以新的方式看待事物就预设了对新概念和新理论的掌握。如此一来，我们就无法解释某人是如何形成、或如何能够形成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如果以新方式看待事物不预设我们掌握了新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新概念或新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了。借助面相观看，我们注意到现象中的新模式，或者观察到事物之间被忽视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凭借这些新的观察为概念灌注新的内容或形成新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面相观看甚至是获得新概念的必要条件。毕竟，我们无法凭空获得新概念。
三、面相观看能否概念化：语词与概念
前文提到，巴兹提供了两条线索来论证面相观看无法概念化。上一小节聚焦于知觉经验与概念的张力，本节讨论概念单一性与语词多样性的张力。根据这个线索，将面相观看概念化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面相观看。尤其是，当我们主张“面相观看可以概念化”中所谈及的“概念”，本身就陷入了维特根斯坦反对的本质主义窠臼。
巴兹认为，面相可以概念化中的“概念”往往指代的是一种技术性的概念观，一套更狭窄的，被主流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所采纳的表征主义的概念观。根据这种概念观，概念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分类和划分范畴，而这种划分可以独立于我们的语言实践。并且，我们可以通过真假来判定具体案例是否属于某个概念的范畴。概念捕捉经验最好的典范是经验概念（empirical concept）。虽然经验对象多种多样，但我们总能找到它们的一些共性，并将它们统摄到一个概念下。但问题是，同一个对象在某些语境中可以属于概念 A，但在另一些语境中又可以属于概念 B。所以，决定对象属于什么概念的不仅仅是对象本身，而是语境。前文提到，巴兹认为长相的相似无法还原为命题判断，这里他进一步指出，长相的相似也是高度语境敏感的，在有些语境中，这种相似成立，在另一些语境，这种相似就消失了。因此，长相相似无法用统一的概念去刻画，并没有恒定的判断标准判定两人是否长得相似。①
综上，巴兹的反驳的主旨可以理解为：语词的意义是不固定的，它们是高度语境敏感的，而概念工程预设了我们可以给概念提供一个规定性的定义或用法，无论提供的是定义还是用法，这都违背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宗旨，他拒绝赋予语词以统一的形而上学意义：
什么是一个词的意义？……
“什么是长度”“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数目 １”等问题，是我们的精神痉挛由以引起的原因。我们觉察出，我们不能通过指出任何事物来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应当指出某种事物。（我们在这里涉及哲学混乱的重要根源之一：一个名词促使我们去寻找一个与它相对应的事物。）①
维特根斯坦的纲领“意义即使用”为人所熟知：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知”“在”“对象”“我”“句子”、“名称”——并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ＰI １１６）②
一般而言，维特根斯坦的诠释者会认为他主张语词的意义是语境敏感的；我们不能为语词提供一个固定的形而上学意义。马克·阿迪斯（Mark Addis）如此解读：“维特根斯坦主张意义可以用多种方式解释能够帮助我们彰显这样一个事情，当哲学家被意义问题困扰时，他需要关注共同体的日常语言实践。”③奥斯瓦尔德·汉弗林（Oswald Hanfling）指出，“我们可以看见维特根斯坦的目标是‘将语词带回它们
的日常使用’——拯救它们于哲学家已经或尝试强加于它们的曲解。”④
上述种种解读都为巴兹的挑战增加了砝码。我们哪怕接受部分知觉经验可以被经验概念（empirical concept）捕捉，但更棘手的问题是，语词的意义是高度语境敏感的，概念的统一性很难覆盖语词的多样性，因为语词的意义是依附于我们丰富的生活世界的。（至少部分）概念工程和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都会立足于实践动机，但我们很难说维特根斯坦会同意哲学能够有能力去规定（prescriｂing）某些概念。⑤
我认为巴兹的挑战是可以得到回应的。我们应该区分“概念”和“语词”。本文采纳汉斯—乔安·格洛克（Hans-Joｈann Glock）对维特根斯坦“概念观”的一种解读。根据这种解读，“概念”不同于“语词”，概念穿梭于各种语词间，但并不与语词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格洛克如此界定：“来自同种语言或异种语言的不同语词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并且这也意味着它们拥有同样的意义。”⑥ 当代许多语用学也能支持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当我们使用语词“红”时候，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概念）需要通过具体语境来决定。比如，我对司机说“红了”，这时我想说的是交通信号灯转为红灯了；当张三问我李四近况，我说“很红”，我想说的是李四最近很受欢迎。在这个案例中，同样的语词“红”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红色”和“受欢迎”。①
为了进一步回应这个挑战，我们可以借鉴塔玛拉·多布勒（Tamara Doｂler）提出的多元语义学（pluralist semantics）。② 她认为一个语词往往背后镶嵌了一个家族的概念。我们用某个语词最经常表达的那个概念，就是这个语词的“标准意义”。在日常交流之际，我们会根据具体语境来修正标准意义，把这个语词背后镶嵌的家族概念中语境最为相关的那个高亮出来。她主张一个语词的意义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它的经典指示项（classical denotation）。比如“绿色”概念的经典指示项包括一些典型的绿色对象的集合；第二部分是由一些更具体的家族概念构成。还以“绿色”为例，它的家族概念包括自然绿、颜料绿、霉菌绿、灯光绿等。这两个成分共同构成了语词的指示。多布勒的理论动机在于指明语句的标准意义并不总是与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重合。他认为这种多元语义论和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是连贯的。多元语义论提醒我们，一个语词有着一个家族的概念在指称它，在特定的语境中，家族中的某个概念会被激活，而另一些概念会淡化为背景。因此，多元语义论和维特根斯坦都反对语词具有普遍恒定的意义。
我试图对多布勒的方案略作改造。我认同一个语词背后可以镶嵌一个家族的概念。甚至，我认为这个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可以完全脱离这个家族体系，或者进入其他语词的家族体系。比如，当张三问我“冰箱里还有牛奶吗？”，我回复：“你知道的！”此时，我表达的意思是，“你太懒了！”一般而言，我们不认为概念“懒惰”属于“知道”这个语词所嵌入的概念家族。
我试图进一步阐明多布勒所说的“标准意义”，并将这个“标准意义”称为“族长概念”。族长概念也是概念工程师或哲学家应该聚焦的概念。以“知识 / 知道”为例，我们在日常实践中对这个语词有着各式用法。但哲学家会关心一个最为核心的用法——即族长概念。什么是族长概念呢？首先，族长概念反映了人类实践的趋同性。在共同体的语言实践中，我们对语词的使用会有一种趋同性。我们需要一些服务于我们共同实践的概念。比如，人类实践中发现需要用语词标示一个可靠的信息提供者——指明哪里有猎物、报告哪里有危险等。那么，我们就会慢慢趋向于使用一个概念来表达这个意思，比如“知道”。③ 又比如，当我们需要称赞一些常人不敢为的英勇行为时，我们会慢慢趋向于形成一个概念来表达这种行为，比如“勇敢”。这种趋同会使得大家倾向于使用相同的语词来表达某个特定的概念，但这完全不排除，我们可能会采用其他不同的语词来表达这个概念，或者通常被用来表达这个概念的语词，在某些语境下会被用来表达其他的概念。其次，族长概念往往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日常生活中，语词“女性”会有各式的用法，但作为族长概念的女性指引着我们的思考方式。如哈斯兰吉认为我们当下社会的“女性”概念蕴含了男女权利关系的不平等。①我们社会对这类概念的重视也是对我们应该持有何种观念的重视。复次，族长概念往往可以作为一种评价标准。比如“行星”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对于从事天文学的工作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族长概念可以用来反映时代的世界观。比如“理念”“绝对精神”“心”“理”“气”等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世界观。② 我认为，这类概念不属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普遍性诉求导致的
哲学疾病，而是哲学家通过面相观看所揭示的世界观。
至此，我的观点是，语词的意义受生活世界中的语境所影响。但一个语词可以关联到不同的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与之最相关的概念会被激活。而与语词相关的概念中最重要的是族长概念，这类概念是哲学家或概念工程师所聚焦的。为什么这个概念观与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是融贯的呢？第一，这个概念观承认“意义即用法”。我们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语词意义，要结合语词在这个语境中的用法才
能得到澄清；具体语词的意义要在对应的语言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语词“真”在被不同概念镶嵌——真相、真诚、真理、真实等。在具体语境中，相关度最高的概念会被照亮。第二，这种概念观也认为概念的意义来自实践。我们之所以形成某个特定的概念，是因为它在我们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这种概念观并不预设有着一个等待我们去发现的概念真理，恰恰相反，我们的概念反映的是我们在日常中与这个概念相关的实践方式，这也就给概念工程留下了空间。第四，概念反映的是我们的实践，实践可能被错误遮蔽，而面相观看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概念工程。比如，当我知觉到了更多关于动物的面相后，我可能愈发地会认为动物是具有“人格”（personｈood）的。因此，面相观看完全可以作为概念工程的一环发挥
作用。
四、面相观看：消极治愈或积极建构
诸多维特根斯坦学者将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解读为一种“治愈术”。换言之，这是一种消极的哲学。概念工程则被视为一种积极建构的哲学。如此，两者便是相互矛盾的。本文认为无论是立足消极解读还是积极解读，面相观看与概念工程都不会产生矛盾。我想揭示的是：无论面相观看还是概念工程，都有消极和积极的维度。
我们首先来看面相观看的消极解读。维特根斯坦说过：“并没有单独一种哲学方法，但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式各样的治疗法。”（ＰI １３３）① 正统维特根斯坦解读认为维特根斯坦是通过拒斥一种哲学理论，从而提供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治愈解读则认为维特根斯坦致力于让我们认清我们在哲学语境中热衷于讲述的一些语词是无意义的，它们无法表达我们想说的任何东西。这些哲学理论无法让我们感到满
意，把我们从困惑中拯救出来。②
从治愈解读出发，面相观看的治愈目标是一些传统的哲学概念：意义、理解、名称、命题、数学、遵循规则、他心等，这些都是具有奥秘特征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试图从心灵本质、普遍性、逻辑关系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只能使得原本神秘的问题更为玄奥。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驱散神秘性的方式是重新去注意我们的日常情形、语词的日常使用、我们对这些使用的自然反应、我们的生活形式，也即这些语
词通常出现的语境。如此，我们便可以走出哲学困惑。③史蒂文·阿费尔特（Steven G． Affeldt）指出，如果此时执着于一种哲学普遍方案就会陷入哲学空洞。何为哲学空洞？一旦我们将概念剥离它们最自然的运作环境，概念就不仅会变得空转，更是空洞。阿费尔特认为这种治愈的面相不局限于狭窄的哲学问题——消解哲学问题，而是指向更根本的人类本性。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空洞性遮挡了我们的面相观看。他指出：
我想说的是，哲学空洞的涌现——让我们的关注断裂，明明指向虚无，却看似指向某物。这背后有着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人类总是反复出现拒斥日常的强烈欲望。鉴于此，屏蔽我们去欣赏最重要面相不仅是不幸的哲学空洞后果；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④
阿费尔特提供了一种治愈解读视域下的面相观看。据此解读，面相观看不仅可以治愈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疾病”，也可以治愈普罗大众由于普遍性需求所导致的概念顽疾。
黛博拉·艾登（Deｂra Aidun）则将面相观看的治愈解读与“提醒”（remind）勾连了起来。①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某样东西才能被用作“信息”。维特根斯坦严格区分了“信息”和“语法案例”，并指出哲学不提供信息，但提供语法案例。什么是语法案例？维特根斯坦如此解释：“有的事情别人不问时我们明白，一旦要我们解释它我们就不明白了；而这正是我们必须留心思索的东西。”（ＰI． 8９）② 留心思索之
物，也就是需要自我提醒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语法案例不是“信息”，而是“提醒”——提醒一些我们原本已经知道的东西。若要理解这个提醒案例，我们又需要从另一些意义维度去获得许多语言事实，而这又恰恰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日常语言的用法。因此，面相观看即提醒我们那些被忽视的日常情景。
菲儿·哈钦森和鲁伯特·里德（Ｐｈil Hutcｈinson & Rupert Read）也反对维特根斯坦面相观看的积极解读，而支持消极解读。他们认为积极解读和消极解读都是在阐明维特根斯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清晰的呈现”（perspicuous presentation）。③根据积极的解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在提出各种理论：意义使用论、逻辑行为主义的心灵哲学等。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个语言地图，而这个地图的功能不
仅是治愈，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全局图。但这类观点预设我们可以从一个独立于或外在于语言的角度思考语言。哈钦森和里德认为，戈登·贝克（Gordon Ｐ． Baker）的“忽视的面相”是治愈派解读的代表。贝克论述过：“维特根斯坦向我们呈现了语言使用、习俗、实践的不同面相，他的意图是把我们从某种特定的、根深蒂固的蓝图诱惑中释放出来。借此，我们可以从某种受制约的思想（心灵夹子）倾向中解放出来，这个制约来自特定图景的奴役，它排除了其他可行性。”④ 此时，我们就需要运用面相观看方法。如果我们被一个哲学问题困扰，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语词的其他（被忽视的）特定面相。
仅是指出哲学概念的空转与空洞、提醒我们去注意被忽视的日常情形、帮助我们摆脱心灵夹子的束缚，这何以构成概念工程呢？概念工程的目标不仅是提供更合适的改进后的概念，也可以剔除和删汰一些存在缺陷的概念。此时，治愈的面相观看就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如果有些哲学家发明了一个完全脱离日常实践需求的概念，这个精致的哲学概念是完全真空的，与现实缺乏摩擦力的，并且这个概念开始
慢慢得到了传播。那么，概念工程师此时可以提醒我们回到正常的实践中，并向我们展示那个被忽视的面相，指出那些哲学家的概念在凌空蹈虚。
面相观看不仅是治愈的，也可以是建构的。朱迪斯·吉诺瓦（Juditｈ Genova）的论述让我们看到积极面相观看的可能性。她将面相观看与指引苍蝇飞出捕蝇瓶勾连了起来。① 维特根斯坦说过：“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ＰI ３０９）②根据这个图景，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改变我们看和说的方式，使得我们走出困局。被完美食物诱惑的苍蝇，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捕蝇瓶，它们并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新环境，只能一轮又一轮地撞击着玻璃，以为能够就此逃脱。然而，出口就在那里，要逃出瓶子，需要想象力，帮助我们看到出口。苍蝇缺乏这样的想象力，因而最终都会在它们所认为的食物天堂中死去。哲学家如果像苍蝇一样被困在自己制造的概念陷阱瓶中，那么这时候，他们可以运用想象力，重新注意那些被忽视的日常面相，从而跃出瓶子。如此，哲学家的面相观看似乎仍旧是治愈的。但吉诺瓦认为，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哲学的目的就是“概念重新定位”。③ 而概念重新定位与提供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式是互为交织的。哲学家提供看待事物的新方式，这是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而非为他人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吉诺瓦为面相观看的积极解读留出了空间：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哲学家忽视的面相，回归语词的日常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指出那些不被大多数人所注意到的新面相，这可以直接催化改良或创发的概念工程。
司马亭则提出，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不仅仅是治愈的，也是建构的。④ 他认为看待一个对象的方式是多样的，当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维度时，这就是一种解放。面相观看反映了一种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方式的多元主义，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注意到不同的视角。
阿加姆—西格对面相观看的积极解读有着更详细的讨论，全面打开了面相观看的建构维度。⑤他认为：通常而言，事物和对象早已嵌入我们的概念规范（conceptual normativity）中。因此，我们在日常实践中并不会使用面相观看技术。面相观看需要特定的思考能力和想象力。换言之，面相观看的作用是帮助我们从概念常规（conceptual routine）中抽离出来。面相观看需要动用想象力，施展这种能力并不是揭露语言既有的概念规范，而是催促我们抛弃自己已经接受的规范。面相观看要求我们去获得经验，然后反思现有的承诺，最终建立、重新确立、改变或丢弃现有的概念规范。普通的感知能力是在概念常规语境中识别出一个面相，而在面相观看时，我们会被一个面相震慑（struck ｂy），这会触发我们重新去接纳一个新概念，或让我们感知到一个概念化需求的缺席。
阿加姆—西格进一步强调，面相观看揭示的是：我们产生了概念化经验对象的需求。虽然我们使用的常规概念能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当我们面临概念不确定（conceptual uncertainties）时，这种能力就会捉襟见肘，我们好像被丢入了语言真空，丧失了摩擦力，不知道该往哪里依靠。此时此刻，原有的概念规范变得不再可靠，于是我们产生了面相观看的动机。面相观看以另一种方式为我们带来新的概念洞见——通过面相观看，我们了解了自己真正的需求：表达对那个我们试图抽离的规范的关切；寻找一个捕捉对象的新方式；表达对当下语言对某个特定对象捕捉能力的不满，等等——这不就是概念工程吗？
至此，图景也逐渐明朗了。当我们被一些面相所震慑，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实践需求在起作用，而此时原本的概念规范已捉襟见肘。我们需要把这些新的对象或经验概念化，从而服务于我们的实践需求。这样看来，积极的面相观看与概念工程是一气贯通的。
五、结语
本文建议将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看视为概念工程的一种或一环。面相观看无法充分还原为命题，但却可以坐落在概念上。我们可以将所洞见到的新面相转化为概念，而这种概念化也无须预设维特根斯坦所反对的表征式的概念观。面相观看不仅是治愈的，也是建构的。无论是治愈的还是建构的面相观看，都可以通过概念工程来理解：
治愈的面相观看：提醒我们那些一直在那里，却被我们忽视的面相，让我们从自己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看到自己所造概念的空洞无益。
建构的面相观看：动用想象力去洞见新的面相，努力挣脱常规的概念规范，试图建立新的概念规范，在接受新概念的过程中认识和回应我们的实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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