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报刊充当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报馆被视作与学堂、剧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工具或舆论平台。近代报刊的政治功能与资本密切关联。从传播政治学层面分析报刊的政治功能是恰当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空间化、时代定位等方面对舆论精英颇有影响。就西方对华报刊而言，近代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在报刊等传播系统中有所呈现。在西方坚船利炮冲击下，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定义了历史意义上的时空体验维度及其与传播的关系。另一方面，半封建半殖民地亦意味着中国由小农经济渐渐进入工业化生产的状态，这当中传播与社会建构多次重合。这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来探讨的。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近代报刊；救亡图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4-0086-09

　　中國传统社会地域文化色彩浓厚，这与农耕文明中传媒生态不发达、信息传播不通畅有所关联。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涉及多个层面，而近代的传媒生态体系发生巨变，亦系重要结果。清末民初媒介及其系统新陈代谢呈现巨大的转向：首先是1905年前后作为受众的文化人在体制上告别科举。其次，传媒技术上，印刷术大有改进，这涉及传媒技术的更新。而随着西学东渐逐步深入，中西文化会通语境上的大众文化兴起，传播者与受众面对跨文化文本的言义解读出现互动。

　　近代传媒生态涉及媒介拟态环境上时间、空间的多维变革，呈现传统向现代化转向的历程。但这一转向始终没有完成，新、旧传播方式并存。从长时段来看，近代传媒生态的新陈代谢明显。狭义上“传媒生态”指“传媒”等传播工具本身，广义上涵括媒介、媒介组织、媒介约束规范等驱动态的媒介系统。近代媒介涉及报刊、广播乃至电视等。具体而言，报刊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同时包括新闻生产在内的报刊事业发展应该适用商品生产的流程；报刊亦是信息流通的“货币”。货币可以转变成资本，变成资本的符号，这涉及社会关系的变动，亦涉及所谓“人的异化”等，这往往是针对历史而来的现实批判的缘起。

　　一、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分析

　　传播是否能用政治经济学或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面对诸多相关著述，笔者觉得问题依然存在。就目前而言，新闻传播学的学理尤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传播政治经济学多借鉴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而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存在的本身涉及交融互释，就是针对对方的弱点而发展起来的互补型学科，西方学界亦在探索阶段。1998年1月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为自己的论著《传播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与再更新》的中文版作序：“若政治经济学有恒可守，若说有一概念，可将与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等多元歧异之思想家，齐聚一堂，那么，这个恒常的概念，可以说是社会变动无所不在。任何社会及其典章制度与价值观念，无一不处于经常骚动的过程。”[1]斯密与马克思皆在英国精研相关文献，并为创建政治经济学之先驱。英国发达的工业生产及率先进入产业革命为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伦敦有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校名本身及其学术导向借用政商精英所需的政治—经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特别是政治语境中考察商品资本运转。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即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英国政治经济学发达，尤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上。曾就职格拉斯哥大学及苏格兰海关的亚当·斯密系集大成者，是经典经济学代表式人物，亦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即强调人的同情怜悯之心。该书1761年出版第二版。严复将亚当·斯密的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译成《德性论》，云：“《德性论》言风俗之所以成。其与同时哲学家异者，诸家言群道起于自营，《德性论》谓起于人心之相感。”[2]103此可谓他后来学术思想的简约知识地图。1765年他开始撰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初稿，1778年出版第二版。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家富强应当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诸如自由主义）之上。在伦理意义上，他奉行自由主义包括自由贸易的理念。正是通过这一点，亚当·斯密将伦理学置于经济学之前。即亚当·斯密所谓国民经济上富强意在增进国民个人的福祉。这涉及伦理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义利之辨。

　　亚当·斯密称：“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3]1亚当·斯密在书稿中有专章论述重农主义（即将土地生成物视作各国收入及财富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3]229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有着明显的界限区分，特别是欧洲大陆像法国、意大利等涉及历史上种葡萄之类的庄园制。亚当·斯密也多次在书稿中以葡萄园乃至葡萄酒贸易为案例并分析其所涉及的对外贸易及其金银货币流向等问题。他总结称：“财富在于金银，以及无金银矿山的国家只有通过贸易差额、即使输出价值超过输入价值才能输入金银这两个原则既然已经确立，那末，政治经济学的巨大目的就一定变成尽量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输入，尽量增加国内产业产品的输出了。因此，使国家致富的两大手段就是限制输入和奖励输出。”[3]22像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的国家，酝酿葡萄酒等经济意义上手工作坊有什么特点？它的特点就呈现农业生产的庄园制乃至寺院制经济及其盈利。什么是寺院制？西方的宗教派系往往有自己的土地。教堂占有一些土地，土地可以用来经营并收租，从而支持宗教开支的运转。我国以开封为首都的北宋就存在过寺院经济。洛阳有龙门石窟（有很多类似的石窟），就是在山上刻大佛像。这不是一般的财力能够做到的。这些寺院广有钱财，经济实力强。像开封寺院，占有田产，实际上是农耕和宗教的结合。历史追溯可见，魏晋世家大族也有田产，甚至办学校，诸如此类无疑折射重农主义及其对庄园乃至寺院经济影响。

　　亚当·斯密分析重农学派、重商学派，并在比较参照语境中探讨国民财富的秘密等。以他为代表的经济学派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当下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从逻辑与历史的维度把握并分析政治经济学，涉及这个学科最初的生长点。亚当·斯密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关系密切相连。政治经济学等区分了商品和资本、生产资料以及劳动者的关系，不局限从“空间”的角度揭示国民财富的来源。相比之下，过去认为国民财富的源泉存在某个空间，诸如因地制宜种植小麦、水稻等，诸如春天播撒种子，秋天收获等，可谓类似自然生长的序列法，自然而然。但通过精选种子且特定时间、地点育苗，后播种到田间、除草并灭害虫。营造相对独立自然生态系统。觉得长势有问题，必要时可施肥。结合肥力与人功投入，这已进入农耕意义上的生产。此类似一生态链。生产采取社会分工，当要关注。比如说插秧苗的专门插秧苗，割稻的专门去割稻，施农药的专门施农药。科技人员亦进行社会分工。应当说社会化大生产在空间上发生，是财富来源分析的重要途径。自然生产是不是就意味着，这财富是不是大地给的？是自然提供土壤、空气、水等，万物生长经过春暖花开，秋收硕果累累。考虑人力资本进入，马克思有资本论乃至政治经济学财富的秘密分析，分析有这样一个角度，认为是从时间的维度才能真正的揭示财富相关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不是生产工具，亦不是资料本身。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并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资料包含土地、空气、水等。结合劳动力消费过程，劳动者工作的时间长度可以切分，切分为自身工资的生产时间，此外，劳动者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等等。诸如此类，基于前人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是新颖的，从时间的纬度衡量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揭示利润等。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时空经纬

　　与资本相比，媒介呈现的是信息的时空关系，背后涉及社会关系，权力扮演重要角色。就媒介纵向历史而言，报刊往往被称作信息流通的货币；报刊作为信息的载体有告知的功能；报刊有物理、化学的形态，也有知识的形态。若把报刊视作知识的形态，文本的内容要关注，文本的形式也要关注。大体而言，多个视角有多个层面的答案。

　　传播政治经济学涉及时间意义上“传播偏向”。考量“时间的诉求”，有学人称：“我们分析经济变革时，要看看人们对时间的态度，看看这种态度对变革有何意义。研究变革时期的时候，经济史家必须考虑时间的作用，考虑他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这样有助于人们摆脱好古癖，摆脱专注于现在，摆脱停滞和成熟的幽灵。他避不开笔下那个时期人们的偏向，但他可以估量那个时期的时间观念，指出这种偏向的危险。”[4]即“传播”时间上偏向对经济分析有影响。政治经济学所谓劳动由时间切分并由此揭示财富生产。此涉及普遍意义上“时间”的界定及分类。时空的切分上人类社会具有实体性与抽象性，特别是时间。时间观念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也有呈现，故宫博物院里西洋钟表呈现的系近代意义上时间观念，是近代科学的产物。比照西方，大本钟（BigBen）是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典型的工业化景观。大本钟属“时间统治都市”的范畴，在新年及其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中扮演了“时间”的角色。同样在广播电视新闻的报道中往往也作为”时间”的象征而呈现。就日常生活叙事而言，城市偏僻角落如何感知时间？听到或看到时钟敲一下，一点钟到了；敲12下，12点到了。若没有时钟，近代都市如何感知免费意义上的“时间”？就“时间”设定而言，凭什么说，一个小时设定60分钟？设定100分钟有何不可？这些涉及人为界定。地理学认为时间感、空间感，涉及地球的自转与公转，时间分秒不差，是因为地球是圆的，等等。这些“科学分析”的角度和方法，本身就是有问题。因为已经证明地球不是圆的，是个像鸭梨一样的三轴椭球体，不规则。凭什么“时间”界定搞出此类规则？地理学意义上“时间”切分还涉及“空间”的概念界定，地球仪分析引进一些概念诸如“经线”“纬线”，相当于在地球仪上画了经度纬度。认为“经线”代表了时间差。诸如北京时间和格林威治时间相差八小时。考虑到时区的存在，可用数字代码的方式呈现时区以表达时间感。当下时间感呈现“更上一层楼”，这就是新型媒体以数码定位的方式，呈现“此时此地”，即拍照时空经纬度。现在的人工智能加速了这一进程。手机拍张照片，人工智能都会询问要不要标识“此时此地”，人生关键涉及生老病死等，所谓“时空感知”怎么能不标上？是不是时间和空间这些标明，是建立在虚拟的经线与纬线等天文学意义上的？地球上并没有实体意义上的经线纬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时间”层面检视了劳动力价值。马克思从抽象的“时间”概念发现人类财富增长缘由并有所计量，而且能够從学理上科学阐释并发挥，值得惊叹。从时间上切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劳动者的劳动都是有“度”，这是界限。也就是说，劳动的时间和空间这种切分价值与意义，涉及商品、资本，应有所考虑。所谓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建立在时间切分或关联的基础上。由此而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发现剩余价值及其与财富积累的关系。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是劳动者，有的人是管理者，有的人是资本家，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时间作为财富生产的秘密，更重要的科学揭示国民财富增长，涉及从财富生长这样一个维度切进去，且融合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商品及资本驱动社会关系重组。所谓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亦如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学者即指出：报刊不仅具有商品性，同时还具有工具性。报刊商品性涉及创业资本和它相应的能够发行的广告及其投资等，即涉及广告商收购读者的注意力。报纸的工具性、商品性是与一定社会阶段及其发展形态相联系的。王中早在1956年8月4日的南京《新华日报》座谈会上称：“报纸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正式产生的。因为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了，需要报纸这个工具。”[5]3当然这是西方意义上的，王中也讨论了中国古代报刊。6天之后，王中在《大众日报》编辑部全体干部会议上对这一观点做了发挥，“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资本主义经济把世界联合成了一个整体，如莱阳梨过去美国全部包了。商品把人联系起来，因此人需要消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创造了报纸的物质条件——交通、印刷、通讯等。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科学的发展，需要大量地发展文化。资产阶级运用报纸作为吸收革命同情者的武器”。[5]7在王中看来，“报纸是资产阶级的辅助政治工具。它是民主政治生活的标志。各资产阶级党派都有报纸”。[5]7王中在1956年写成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有所阐释：“封建社会里不断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着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把人们联结起来，文化、交通、印刷技术等发展，形成了早期新闻事业的特征。”[5]28王中的论述合理与否可以讨论，而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商品流通与报业关系密切，则是显而易见的。

　　传媒视角下报刊史研究，涉及媒介文本研究的目的及手段等。就学理参照而言，分析意图涉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现在国内部分高校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底本多以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的著作为主体。“传播政治经济学”涉及将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于传播流域，其源头来自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等。这其中有很多理论，涉及传播的空间、时间及其市场化等。应当说，社会科学分析涉及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层面。相比之下，作为社会科学构成新闻传播探索离不开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由此而论，笔者所关注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探索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依赖的学科系政治经济学，这与世界范围内英国发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密不可分。传播政治经济学多受到英国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及生活在伦敦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文森特·莫斯可通过概念及定义的辨析，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视作以下两种：一种强调社会关系，尤其是控制资源生产、分配与交换的权力关系；另一个关注有关控制与生存的各种问题[6]68。他认为这些同样适合传播研究。在他看来，“传播的含义应该是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产品或是社会关系的标志，或是它的具体体现”。[6]72莫斯可称这一论点来自斯密赛对传播与信息辩证关系的阐释。莫斯可从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等层面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商品化包含传播的商品形式，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替代性过程；就空间化而言，他探讨了作为制度延伸的空间，分析了传播与集中的关系，还从国家、全球化及民主主义、地方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层面分析。而莫斯可所谓结构化包含社会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和霸权。

　　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近代报刊探索提供新视角乃至分析架构等。就历史进程而言，当下面临更深刻的全球化及媒介化。应当说1500年左右，世界由中古步入近代，但是地理大发现并非那么准确，特别是哥伦布等对地球及相关地理的认识。因为地理意义上环球航行的时候，他们把途经美洲误判到达了印度。当下所谓媒介化社会，涉及借媒介技术而对大多角落审视清晰。借助航天技术能够飞离地球，人类从月球的角度来观察地球，也可以从木星角度观察地球，等等。这已经脱离了地球的本身。由此而论，全球化乃至媒介化，当是分析传媒乃至感知时代的重要语境。反观历史，对报刊作为近代新媒体探索当有更多的省思。对近代中国而言，报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至少涉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社会性质。

　　第一，明了近代救亡图存语境下传播与时空体验的关系。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此涉及传播对时间、空间的压缩或超越。就时间的纬度而言，可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传播使得过去的社会体验可通过传播技术进行当下性的体验。而近代救亡图存语境下，传媒提供了时空压缩体验，特别是国人在寻求富强道路上的追赶。第二，传播与社会建构相互整合。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时间与空间上有种种差异，反思差异形成的原因有多重视角。但传播显然参与社会型塑并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谓“媒介化的社会”显然是从传播对社会的塑造层面着眼的。而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上的繁荣、衰落也无形中为传播提供现实的场景，涉及有利于传媒或不利于传媒的生存空间。第三，分析传播的视角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文化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颇为复杂，马克思等创立政治经济学给学界诸多的提示。传播意义上的新闻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形式属于文化产业。所以也涉及文化研究。可以探讨传播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关系，也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多元的结构中分析传播。而在全球化的语境探讨国际传播的秩序与意义，在国际传播环境探讨中国传播历史所呈现的特色，当是中国传播学从业者应当负起的职责。简言之，新媒体语境中新闻生产及其报业探索，显然离不开学术研究的学理参照，涉及路径的选择及其方法的把握。至于学术研究的视野涉及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大家都应该重视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亦当如此。

　　三、“通中外”与近代报刊“达新知”及救亡图存的语境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的传媒系统性质，是新闻史学重要命题。中国古代传播是否能称得上华夏传播论之类，要从诸子百家的论著总结。华夏传播论是否可取，可留待研究，但中国传播确实有其特色。就报刊而言，报纸的副刊尤其发达，甚至充当文人论政的工具及载体。救亡图存之下的报纸副刊甚至刊登初中数理化程度的试题及其答案。新闻纸如此提供“新知”，这大体可视作现代教科书的变体。作为新闻纸注册在案的报刊所以牺牲珍贵的版面如此传递“新知”，一定有其读者市场或类似必要性。中国近代报刊史分析有此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涉及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亦涉及媒介事件意义上的人或事。首先是知人论世。救亡图存语境下新的知识分类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有相应的新的理论架构。严复、马君武等译介进化论成为阐释中国历史演变的跌宕轨迹的重要学理参照。进化论之前，易学观照下历史循环论阐释王朝缘何有兴衰成败，一度被视作主流，所谓人性善恶乃至善恶而致天道轮回等因果，唯心论都有解释，儒、释、道多从人生价值及其关怀阐释。作为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进入近代中国，亦涉及媒介。随着媒介和西学东渐相结合，报刊尤其侧重“通中外”，以西学为参照达到一种新的认识，可谓“达新知”。亦即近代报刊功能及其传播效果涉及“通中外、达新知”。作为载体的报刊传播新的知识框架和思想理念。

　　其次，近代报刊为核心的新媒体往往意味着新的时空意义上的社会场景体验。“新闻”两个字的核心是“新”，不是“闻”，也即不是“听说”。所谓新闻涉及相应的新资讯。新资讯本质意味着新的知识。近代意义上新媒体报刊对于新近发生事物变动提供一些资讯，读者往往从中得到“新知”。所以，新闻为核心的新资讯移植到新的知识分类框架，并在报纸杂志期刊上有着不断的凝聚、聚焦、结构化的过程，由此新闻纸对社会贡献新的认识，甚至会带动具有挑战性的新的生活方式。诸如近代上海的公共领域中类似由西方传播而来的舞蹈与西餐、西服等构成新的生活方式。新资讯、新知识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往往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西学东渐语境下报纸重要的功能，涉及传播西方人事方面的资讯所蕴含的“新知”。源于西学意义上“新知”进来后，报纸提供“耳目”的功能，往往能在拟态环境代替国人“时空”意义上的感知。读者作为自然有机体意义上“人”的感觉本来局限，诸如自然意义上声音传播距离有限，眼睛看的也是有限的距离。相比之下，作为载体的“通中外”，报纸意味着扩大海内外的资讯感知，像麦克卢汉讲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7]374“任何媒介的个人与社会后果——即我们自身的扩张带来的个人和社会后果——来自我们自身逐一的扩张或者说新的技术逐一引进人类事务的新尺度”。[7]374“人类工作与人际关系的重组，是通过技术细分化而形成的，这是机器技术的本质。但自动化技术的本质恰巧相反，它是整体、非集中化、有深度的，而机器是片段、集中化和表面化的”。[7]374这一过程中，所谓“人体的延伸”在当时作为身体感知的构成，它的感知能做到解释观念，且和身体的触媒功能相结合。所谓身体的感知功能涉及“眼睛视觉不错”“耳朵听觉很好”。所谓顺风耳、千里眼，多喻阅听功能的极至。这是更大范围内场景感知。场景感知涉及古代西方所谓“民主”及以此立国疆域等界定，所谓“西学第一人”严复在译著《政治讲义》中称：“雅里斯多德以希腊之人而自言国政，乃其论政治完全机关也，则不称国家，而直云市府。当是时，岂无马基顿、波斯诸大国土，为雅里氏所亲见者？顾彼之意，直不以是二者为国家也，亦不以二大国之众为国民也。故其说曰：‘人类者，天生以为国民者也。’又曰：‘土地过大，遇国会国民之不能毕至者，非完全国家。’又曰：‘于国家措置无所与闻者，其人非国民。’凡兹数语，乃政治学之地义天经，而至今西人所犹奉之为金科玉律者。”[12]1274严复所谓《政治讲义》，基本译自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西莱（JohnSeeley）的《政治学入门》（IntroductionToPoliticalScience），由两部分讲义组成，“在课程的两个系列里，分别包含1885—1886年他在Michaelmas和Lent作研究；后半部分是1891年他在Michaelmas作研究的。”[8]该书约在1896年1月后出版。[8]该书涉及政治、自由及其与舆论的关系等，后文将涉及。所谓城邦民主与传播的关系，以下案例当有典型性，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大吼一声，方圆多少公里能够听见；站在这个高度上，四野一望，能够看见最远距离所在。或谓听觉及视觉所及，这个地方可以实现直接民主。同理，早期的希腊、雅典等所谓城邦只能局限在小范围内实行民主，区别所谓代议制民主。因为，骂人能听得见，搞阴谋诡计能看得见，但在大的范围内就不行。论及自治民主，严复在译著《政治讲义》中称：“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眾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则无怪二百年西人，尽气竭力，流血牺牲，以从事夫此……观西国舆论报章，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而此意见，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是国家一政之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12]1300而媒介进入政治舆论场域以后，在资讯方面无疑为民众提供更广阔的、无形的、隐身的感知。比如报刊传媒“耳目论”，将生物有机体比照社会有机体。媒介另一重要的功能“喉舌论”类似讲话，也即发声。由此发掘学理，以生物有机体为基础的进化论是近代维新变法重要的学理解读框架，而进化论涉及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的比照。生物进化论、生物有机体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演变为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诸如严复译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等学理涉及这些，维新人物梁启超译著西方所谓报馆为“国家”的耳目喉舌论，即呈现社会有机体论在报刊功能论上的比拟。

　　综上所述，近代报刊所谓功能意义上的耳目喉舌论有其历史语境。西方学理进入近代中国后，它已不同于“传统”。近代批判意义上的“传统”字眼界定往往对应“封建”，近代所谓反传统即有反封建的意思。救亡图存语境下所谓民主、自由等思想进入，以及社会分工意义上“标准化”往往指向资本主义。从近代中国看，与产业化乃至工业化相联系的商办企业可不就涉及资本主义？类似资本主义的呈现方式，涉及报刊“新知”从英国得到政治改良意义上的资讯，以维新变法的姿态及维新舆论的凝聚力进行；也可从法国得到革命动员的学理框架；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报刊“新知”从德国乃至从俄国得到革命的资讯。但当时如避开马克思主义的参照系，其学理阐释框架就应当处于进化论的链条环节上。进化论重要的理论支撑，涉及生物有机体论转向社会有机体论。社会有机体论对应的是“物”的道理，就是“物理”。社会有机体论涉及政治核心，涉及政统乃至道统意义上社会规则的运行。所以从“生物有机体”向“社会有机体”的转变，也就是“物理”转向“政理”。社会学奠基人斯宾塞等所谓社会有机体及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学界，涉及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比照问题。[9]泛泛而论，生物有机体论以人体比照社会，认为：人一切的核心就是大脑，大脑比拟成政府。人是有血管的，社会实体上有交通道路。人有胃，社会实体有工厂。总体一比，媒介相当身体当中神经系统。媒介功能类似人的耳目喉舌，明显可比拟人的五官。由此而论，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有其学理基础。

　　就媒介生态的链条及其学理参照来看，近代媒介生态变动涉及生物有机体论向社会有机体论过渡或转向。就历史背景而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向历程，学理亦有新陈代谢。而媒介生态所涉印刷术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刷术的统一性、持续性和直线性原则，涵盖了封建及口传社会的复杂状态”。[7]380面对诸如此类趋向，西方学理相关的解释框架是什么？这个框架涉及方方面面，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丛林法则。达尔文在题为“生存斗争”这一章提及：“我把每一个有用的微小变异被保存下来的这一原理称为‘自然选择’，以表明它和人工选择的关系。但是，斯潘塞先生所常用的措词‘最适者生存’，更为确切，并且有时也同样方便。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利用选择，确能产生伟大的结果，并且通过累积‘自然’所给予的微小而有用的变异，他们就能使生物适合于自己的用途。但是‘自然选择’，我们以后将看到，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力量，它无比地优越于微弱的人力，其差别正如‘自然’的工作和‘人工’相比一样。”[10]76这类思想被严复在《天演论》中诠释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类似表述接近“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受到国民高度关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蕴含的生存斗争学说亦为近代诸多政论报刊发刊词经常征引或表述。

　　所谓丛林法则意义上的生存斗争哲学正如达尔文在题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这一章提及：“各个新形成的变种，在最初一般仅限于一个地方，对自然状况下的变种来说，这似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所以发生同样变异的诸个体很快就会聚集成一个小团体，常常在一起繁育。如果新变种在生存斗争中胜利了，它便会从中心区域慢慢地向外扩张，不断地把圈子扩大，并且在边界上向未曾变化的个体进行斗争，而战胜它们。”[10]107丛林法则的根本涉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社会进化而言，生物进化论相关原则及知识结构，须面对社会竞争的学理阐释，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解读生物有机体的人及其生存法则及其限度。就历史进程而言，生物有机体向社会有机体过渡的过程当中常涉及自然资源的占有或分配，国与国之间常涉及兼并或侵略。就近代资本主义体系而言，丛林法则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的殖民和反殖民主义运动提供学理，它的实质就是印刷资本主义要面对的内容。印刷资本主义关联的重要媒介就是报纸杂志，通过所谓无限制提供一些资本主义的知识和路径来讨论社会变革正当性、可能性。近代中国传媒镜像为此作了印证。甲午海战日胜清败，多被国人视作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由此，1895年3月，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直报》刊发《原强》等，即政体意义上新陈代谢的重要原则涉及旧的知识所维系的封建关系诸如韩愈所谓道统等，被维新思想家严复所谓“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即西方富强的重要原委）的“新知”所取代。面对清末新政，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译著《政治讲义》中论述了自由与政治的关系，称：“以自由名词，政界称用之至多，因而有各种之训义。……若合科学，则自由充类至义，将与无政府同。而常语之称自由，则与有议院等。故言其民自由，无异指其国之立宪。立宪政府，国民不附，即可更易，而立民情之所附者。又立憲国民，于政府所为，皆可论议，著之报章，以为国论publicopinion，政府常视之为举措，凡此皆俗所谓自由之国也。顾吾人之意，则谓如此而用自由，不过谓此等政府，对于国民，有其责任，不必混称自由，不如留自由名词，为放任政体之专称。”[12]1289即自由涉及publicopinion（公意），关联国民与政府关系的界定。严复译著还分析了专制与立宪的关系，所谓立宪涉及三权分立，关联舆情向背等，称：“大抵欲知专制立宪之异，考诸旧说，不如观见时之所实行。试举英国宰相，其为行法权固也。然以一官，为立法权之领袖，一切新法皆由宰相发起；而其身之进退，则视下议院之从违。使其议为院中舆论所归附赞成，言听计从，则其权最大；设舆论与之出入依违，则其人为处危疑之地；乃至院论与之显然反对，则宰相惟有奉身而退，明日他人入代，而组织新政府之事见矣。宰相为政府领袖，而其兴废，依于民情如此。”[12]1313

　　国家是西方政治学探究的核心问题。比照本土实践，严复称，“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12]1313专制、立宪权力源于社会基层，“其为群下所拥戴既同”[12]1313，严复译著《政治讲义》从社会舆论层面对专制与立宪差异进行分析。“舆论者，拥戴之情之所以宣也。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名。其向背与多寡，皆于议员之出占投票而得之”。[12]1313“此谓舆情向背多寡，有议院以为宣达测视之机关者，即无异言国民得此，而有其建立维持、破坏之机关也。”[12]193比照原著：Sofar，then，despotismandgovernmentbyassembly，eveninitsmostrecent，mostfrank，andcandidform，thendotheydiffer？Surelyinthis，thatinthemodernsystempublicopinionexpressesitselfourofthepublicisrecorded，andatthesametimemeasured，byamajorityintheHouseofCommons；andachangeinfavourofthepublicbychangeinthatmajority.[8]192（笔者译文：通过近来坦诚而率真的表述可见，专制及民主政治皆通过大众运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两者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通过现代系统性的公共舆论表述及部分公认的渠道，大众舆论导向被记录并计量分析。舆论通过议院（投票）之多寡得以表述，议院投票之多寡也随舆论而有所变化。）Thismaybeexpressedinonewordbysayingthatpublicopinionhasanorganbymeansofwhichitmakes，supports，anddestroysthegovernment.[8]193（笔者译文：可用一句话简而言之，大众舆论有个宣泄之组织，通过它，舆论可以产生、支持或颠覆政府。）严复译著认为“此为政治学最紧要之公例”。[12]1314可见此政治学公例是西莱的著述，非严复原创。

　　严复对此公例进行阐述，“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建立者，有无而使有；维持者，由有而使存；破坏者，有存而使亡。此种权力必有所寄，在民，在兵，在本国，在外国；为公，为私，为善，为恶，无不可者。但此种权力，有得其机关，其力有以达者；亦有不得机关，其力散漫隐伏，无以达者。虽然，散漫隐伏矣，而政府之立仆必视之”。[12]1314严复对中国近代政治学学科建构有别于西方以“自由”为理念的“民主”制度，他反对革命，主张建构所谓稳健的“立宪”制度。[13]由此可见，严复译著的舆情相关学说在近代中国达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可谓跨语际意义上传播“新知”，也为近代报刊提供学理阐释框架。

　　西学东渐下近代媒介系统中所谓舆论，实属报纸杂志等涉及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物。印刷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涉及传媒与商业乃至社会结构变动的关联。近代印刷意义传媒复制并传播新的知识理念，涉及新、旧知识规范，亦关联政治意识形态。在没有近代新媒体报纸杂志之前，民众阅读涉及农耕生活一些理念及思想规范。西学东渐，新知识分类及理念进入近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不断的重复凝聚，传播社会乃至国家重构方面的新知识乃至框架等，由此制造“共识”或致社会结构变动。变动潜流滋长。没有新因素促动思潮流变，会有维新吗？没有新的因素，会有“革命”吗？从思潮到实践，涉及新知识及运用。新知识框架和社会改造关系密切，这当中媒介起重要作用。总体而言，近代有助于推动政治变革的媒介往往不断得以扶持，诸如第一次办报高潮背景下的维新舆论的动员。而自维新至革命舆论的新陈代谢，政治动员的方向转变亦涉及媒介的鼓吹。无论是讨论维新派的报刊和维新政治的关系，还是革命派的报刊和辛亥革命的关系，都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员，媒介所起作用涉及不断的复制维新或革命的相关文字或语篇并赋予政治修辞学上的价值或意义。这种复制意味着印刷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与政治制度建树结合在一起。近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不断复制或输送源自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解释框架，涉及新的阶级结构方面的认知或反省。这种新知往往和新的社会结构意义上阶层变动的把握或定位密切相关。由此而涉及政统乃至道统变革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就政治变革而言，近代中国涉及维新转向革命，康梁领导的政治维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在参考西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新知识框架上没有太多的价值取向的分歧。在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乃至正当性方面，亦多有共同之处，大体属于印刷资本主义制造共识的政治语境。只不过在社会框架结构上，维新变法是做一些修补性的调适，相比之下国民革命是颠覆性的重建。无论是从维新及其价值取向，还是革命的价值取向，都对启蒙思想家严复所谓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有所体现，此是“新知”的核心内容。

　　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主体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结合国情作诠释，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学理基础，与之对应的丛林法则意义的进化论影响逐步式微。追溯历史，李提摩太及《万国公报》简要介绍马克思及相关原理。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经历了论辩阶段。五四运动前后，它基本上和多种理论进行竞争，比如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乡村建设派主张等。马克思主义对新闻界颇有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新闻界乃至文化界围绕“问题与主义”展开了论争。由此，我国报刊与“主义”关系亦发生很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涉及报刊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变动进行学理解释。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近代社会的结构变化涉及社会化大生产，劳工阶层使用机器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性因素。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舆论精英阶层阐释，比如《新青年》《向导》《晨报》等，将政治议题设置或选取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试图阐释中国问题，并提供一些理论框架，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从媒介的角度来看，比如像《新青年》《向导》《晨报》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或学理框架，比如说政治经济学，涉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经济基础涉及生产力的要素分析，关联诸如“资本”“商品”基本的概念及学理。概念依托的是文本，文本背后有思想语境。这种思想语境的呈现以摘录、简介、评论等方式在《新青年》《向导》《晨报》等报刊中展开。也就是说，介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间的文本及其诠释，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够接受并理解的一种思路。结合国情的这种理解的思路往往使得相关学理的阐述更加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化”涉及多个层次，其源头有的是来自日本，有的来自苏俄，还有一部分来自法国，等等。

　　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报刊杂志上传播不局限于颠覆印刷资本主义制造的共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近代中国要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不是私有制不是丛林法则，而是以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主义。由此，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变革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五四运动前后不同的路向，主题关联如何建构“现代中国”。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上联盟总共有两次。合作的可能性与正当性在报刊杂志上交汇，并有冲击力，形成潮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值“国民革命”，面对军阀反动统治，国民党“一大”事实上明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方针，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对共产党来讲，“大革命”涉及新的知识理论框架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战时期，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主要矛盾由过去所谓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地主与农民等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让位于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并有抗日民族统一戰线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历史定位，涉及日本和中华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矛盾。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等三大法宝得到重视并广泛传播。中共领导下的相关报刊舆论充分展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