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东方哲学观

　　任务型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形式多样的真实的任务给语言学习者提供亲身体验和尝试运用语言的机会，从而使学习者在以交际能力为核心的语言能力上获得全面提高。2001年我国颁布的英语新课标中提出“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任务的目标，感受成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情感和策略调整，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提高。”

　　本文通过对任务型教学法的概念、基本原则和模式的分析提出了此教学途径所蕴涵的教育哲学观，这对教师实施任务型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任务型教学

　　1.1任务型教学的概念

　　关于任务型教学法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例如：Breen将任务定义为：

　　…任何结构型的语言学习都有特定目标、适当的学习内容、具体的学习过程和学生应该达到的学习结果。因此“任务”被定义为一系列的计划，该计划以全面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为目的-从简短的练习到更繁长活动，例如小组协作解决某项问题或者模拟作决定的过程。(Breen，1987：23).

　　Nunan从语言交际的角度提出任务是：

　　一项课堂活动，在活动中，学生亲自去理解、使用目标语言或者利用目标语进行交流，学生的注意力原则上应该集中在目标语言的意义上而不是语言形式上，任务本身也应该具有完整性，能够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独立存在。(Nunan，1989：10).

　　Ellis的定义更为简约，他认为任务就是活动，只不过该活动以语言的意义使用为重心(2003：3)。

　　总之，任务型教学就是一种让学生通过沉浸于真实的、生活化的任务中学习语言的教学途径，学生在任务中通过思考、调查、讨论、交流和合作方式，学习和使用英语，完成学习任务。

　　1.2任务型教学的原则

　　Nunan(1991：279)总结出任务型教学的五个特点：

　　1)强调通过使用目标语言的交际活动来学习语言

　　2)要求真实可信的任务

　　3)给学生以集中注意力的机会，不仅要关注语言本身，还要注意学习的过程。

　　4)强调增进学生自身的个人体验。

　　5)把课堂内的语言学习和真实的语言应用相结合。

　　由此看出，任务型教学强调要把学生置于真实的语言运用的环境当中，焦点应该集中于语言的意义而不是语言形式。

　　1.3任务型教学的模式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框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Willis(1996)的课堂教学模式，包括前任务、任务环和后任务三个部分。

　　在前任务阶段，教师明确任务目标，引入必要的词汇和句型以帮助学生更好的为任务做好准备。

　　任务环由学生执行任务、计划即各组学生准备如何向全班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汇报即学生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三个环节构成。

　　在任务后阶段，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中注意语言形式的机会。在此阶段，因任务需要而出现的各种语言相关知识会得以突出、解释，这包括话语的功能，句法，词汇，要适当进行语言知识点的操练，以达到语言的准确性。

　　总上所述，任务型教学模式在如何对待学生学习、如何在教学中正确对待学生和学习的问题上与传统语言教学方法有较大差异，这对于教师的思想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探讨任务型教学所蕴涵的哲学观，有利于教师更好的理解和在实践中运用任务型教学。

　　二、“全人”的哲学态度

　　传统的中国哲学有三个来源：儒、释、道。其中儒家的学说对我国的影响至深，但是作者认为我国传统的“道”为我们更好的理解任务型教学对待学习者的“自然观”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框架。其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道”的本质。或者说“道”的本质就是对于“自然”的追求，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那么进步的教育就是对人进行协同自然规律的教学。

　　何谓“自然”？英国教育家丁·亚丹士认为“自然”有三种含义，其一，人的自然本性；其二，与“人为的自然”不同，该自然是“自然的自然”；其三，原始的自然。第一种自然含义下的教育哲学观可以称之为“自然教育主义”，其目的在于发掘和发展人的自然本能；第二种自然含义强调教育应该摆脱各种人为的束缚，让人自由的发展；第三种自然含义下的教育坚持教育要顺应人的自然发展规律。而道家所认同的自然也具有上述三种含义，具体来说道家强调教育对于人的如下态度：

　　2.1尊重多样性

　　庄子在其哲学著作《庄子》一文中谈到“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将它解读为教育的最终效果是由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协作来实现，正如同一缕“风”却会使得不同的“孔”发出千变万化的音乐一样，每一个学生就是各具特点的“孔洞”，教育效果的不同是因为学生的多样性，教师应该正确对待个性不同的同学，不要总是试图把他们“改造”成一个模子下的产品，而是应该尊重学生的多样性。

　　任务型教学以任务为核心，就是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考虑到学生不同的学习和生活背景的前提下，设计出贴近学生生活的、真实的任务；考虑到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设计出不同难度的任务，使得每一个学生都有参与活动的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机会，每个学生都能在完成任务的快乐中实现语言学习的目的，提高语言实际运用的能力。

　　2.2“知”与“行”的统一

　　“知”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行”意味着作为。我国传统的教学强调的是教师拥有的“知”在“知”与“行”关系中的决定性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说“知”和“行”是彼此不容的两个概念，事实上，我国传统的哲学认为“知”就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行”所面对的客体就是外部世界，因此“知”与“行”借助外部世界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中庸》中所谓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体现的是我们对待“知”与“行”的态度，它把学习定义为“学”、“思”、“练”、“习”前两者就是“知”，的过程，后两者就是“行”的注解，而任务型教学模式强调任务的真实性，任务应该来自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世界生活有类似之处。因此在一节任务型教学模式的课堂上，外面世界的真实进入到课堂，学生在课堂上所“知”所“行”就是他们未来在社会上的“知”与“行”，在教学任务的来源上首先保证了所谓的“知”与“行”的生活基础；同时任务型教学法的特色就在于多层面的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教学内容和真实生活的互动；不同知识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的互相交融；教师和同学的共同成长和提高，这体现的就是“知”与“行”的统一。

　　三、辅助而非控制

　　关于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关系，《老子》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为玄德”精辟了阐明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人本天生，本性不同，外界只能对其施与影响，而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影响的是其外在而不可能完全改变事物，这样的认识虽然有些唯心，但是对于教学而言它准确的说明了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引导学生学习获得新知，这是教育最重要的责任。这样的教是为了辅助学的关系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通过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前任务阶段，教师引入任务，这时教师充当的是导式的角色，通过课堂中的任务把学生引入语言真实应用的天地，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为下一步完成任务打下基础。在任务环的阶段，教师成为参谋家，同时又是指挥家，去协同学生利用好周围的学习资源，为计划的顺利完成和任务汇报提供必要的辅助。在最后的阶段，教师是放映师，他把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用到的重要词、句、语法等内容加以集中呈现，并进行适当的分析，提供适当的评论和反馈，以保证语言应用的准确性，总之，教师在整个的任务型教学中充当的是辅助而不是控制课堂、控制学生的角色。这恰恰是“道”家所谓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Laozi，第64章）精神的具体体现，它破解掉了压在学生身上的种种限制，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存在于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和学之间的是和谐共生的生态平衡关系。

　　总之，任务型教学模式下，活动以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兴趣为出发点，内容和方式真实而贴近社会生活，任务和活动还往往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和联系，有利于学生学习英语知识、发展语言技能，以及提高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发展思维能力、想象力、合作和创新精神等综合素质。

　　作者：张军广

　　第2篇：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与东方哲学

　　当波兰尼(1891～1976)的PersonalKnowledge（《个人知识》）第一次摆在案头的时候，看着封面上的书名，一个快活的联想跃然胸臆之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个人知识，多么美妙的东西！在知识爆炸、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它的意义尽在不言之中。揭开书的目录页，浏览着里面大大小小的编目，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它的庞大的架构，它的似乎展延无垠的体系（且看“广义场的观念”、“第一因与终极目的”等标题），隐然有一种恢弘、磅礴之气，给人一种气吞河山的感觉。人类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诸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所触及，而作者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想向人们表明，一切知识都是个人知识，而个人知识的典型特征是它的个人性、默会性和信托性（即寄托）。

　　应该说，波兰尼的这种认识论是与西方传统的、或者用他的话说是与以“现代荒唐性”几乎统治了二十世纪的科学思维的客观主义认识论背道而驰的。因为据说自从洛克和休谟以来，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就认为真正的知识必定是“客观的”，与个人无关；知识必须经得起经验的检验，不得超越经验，如果知识与经验相冲突，人们必须随时准备把这种“知识”抛弃。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尽管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发表后曾经在西方世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尽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研究波兰尼哲学思想的学术团体一直未曾停止过活动，但迄今为止，对波兰尼的思想在实践上做出更大回应的似乎是东方人。而从波兰尼所强调的个人知识中的人性的、热情的成分以及他强调知识的个人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看，它与东方儒、道、释哲学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

　　起源于印度、对东方哲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佛教就有很多原则与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原理暗合。佛教普遍强调佛教教徒的个人修行、证道，实际上就是强调个人知识的重要性；佛教般若思想中的三种形式“实相般若”、“观照般若”和“文字般若”实际上确认了知识的默会性和不可言传。般若理论以认识必须做到主体与客体相应的观点为基础，给佛教教徒提出了菩提这个证悟的最高理想境界作为一种心理寄托。龙树在《中论·观四谛品》的偈文“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即“三是偈”或“三谛偈”）中提出的“中道观”，以及在《中论·观法品》的“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涅槃”中提出的“现观”等认识方法，都具有明显的直觉性、整体性和不可言传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正是波兰尼所说的个人知识的典型特征。

　　中国传统认识论尤其在知行问题上基本主张通过直觉的方法追求知行的统一和主客体的统一。在三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们就已经“直觉”到了水、火、金、木、土这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元素并形成了早期的“五行”说和“八卦”说。从中国的圣哲先师孔子的“默而识之”，人们可以隐约地看到“直觉”的认识方法。管子提出的“宙合”、“天地”、“道”、“水”这些范畴尽管很朴素，但至少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可以认识的，人们大可不必像敬天神惧鬼魅那样对待它们，而是要认识它们、利用或改造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老子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观”、“明”、“玄览”，即从整体直观上认识、把握“道”的直觉思维方法更是与现代思维科学的原则大有联系，老子也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直觉认识方法的创立者。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则把儒道释的认识论思想结合起来，其禅悟的自得性、随机性、突发性和意会性特点与波兰尼所说的“启发性冲动”（“顿悟”）、引导探索者作出发现的“启发性前兆”这样的个人知识原则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事实上，无论佛教强调的教徒的修行，还是中国传统认识论主张的直觉，或是波兰尼所推崇的个人知识，都体现了知识的个人性。也就是说，一切个人知识都是有效的，尽管它可能出错。因为个人在寻求知识的时候是怀着“普遍性意图”（寻求普遍有效的知识）进行的，每个人都以最大的责任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按照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方式行事，探寻着自己心目中确信的“真实”（“实相”、“菩提”、“佛”、“宙合”、“道”、“真理”，等等）。这样，最终的结果就可能是每个人都获得“真实”的一个方面，这些方面可能有些互相重合，而且，即使没有重合，所有这些方面也可以互相补充，结合起来就有可能组成更接近“真实”的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个人知识或一切个人寻求知识的活动都是平等的、都是应当得到尊重的。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个人知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应成为它不受人尊重的理由。如果人们不尊重个人知识，或把自己的“知识”强加于人，从多个方面看都是有害的。首先，他的“知识”可能是主观的或甚至是幻觉，而即使他的“知识”是正确的，这也只是“真实”的一个方面，把这样错误的或单方面的“知识”强加于人显然是毫无道理的。其次，他的“知识”所强加的人越多，其他人探寻的“真实”的方面就越少，他自己的“知识”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补充和丰富，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发展，他的“知识”就显得越来越片面、越来越矛盾百出，路子也越走越狭窄了。此外，探寻“真实”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在这个过程中，“强加”的情况越是频繁地系统地发生，接近“真实”的速度也就必然越慢甚至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无论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给整体或整体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给个人抑或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给别的个人都是不应该的。如果说在佛教中破除“我执”和“法执”是教徒们证道成佛的必要途径的话，那么，世俗的人们在追求“真实”的时候多些互相承认、多些互相尊重、多些宽容，少些偏执、少些整体主义观念，应该说更有利于接近共同的目标。

　　波兰尼在谈到他的个人知识观的支柱“寄托”的结构时说，“个人性与普遍性都是互为必要的条件”。“个人性通过对普遍性意图的断言而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普遍性则由于它被承认为这一个人寄托的与个人无关的条件而得以构成。”传统的客观主义知识观显然不接受知识的个人性，它要最大限度地剔除知识中的个人成分，以达到理想的、与个人无关的、绝对客观的知识。在这种整体主义中，“个人”消失或被镇压了，“客观”垄断了它的整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灾难是其必然的结果。五百年前布鲁诺的遭遇就是一个发人深醒的例子。由于拥有话语权的罗马宗教法庭自任是“客观”和“科学”的代表，因此，“不科学”的布鲁诺就惟有在火刑柱上受死这一条路可走了。如果在“客观的”、“科学的”世界中有了个人知识的一席之地的话，历史上的布鲁诺们、伽利略们的遭遇就不会那么悲惨，尽管历史不允许假设，尽管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此外，由于科学主义只强调“科学”和“客观”而忽视了人，它也已经给现代世界带来了令“科学的”人们始料不及的灾难（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道德的沦丧等等），因为它所强调的“科学”已成了“我执”和“法执”，而当“天人合一”中的“人”被抽走了以后，“天”就不可避免地横行肆虐于世了。其他领域中的整体主义性质与此相同，危害与此一样巨大。如果亨廷顿所称的“文明的冲突”果真存在，那么，若在这些“文明”间能恢复个人知识的本来地位，这样，人们也许有理由相信，即使这种类型的冲突最终真的不可避免，它至少也不大可能是整体性的、大规模的。如果说人性之爱、良知、理智是人类为了避免非理性冲突而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的话，那么，个人知识以及对个人知识的尊重是否可以成为人类为了避免种种冲突必须守持的另一条原则？

　　爱因斯坦在谈及大自然的基本定律的发现时也与波兰尼有同感，认为“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定律的发现，有的只是直觉和对现象背后的规律的爱好。这样，当我们读到波兰尼关于在每一项识知（ｋｎｏｗｉｎｇ，即知识的获得——译者注）行为中“都具有一个知道什么正在被识知的人的热情洋溢的贡献，即正在识知的人的无所不在的参与”，知识都具有“内在的美”，“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正是对这种美的追求”等论述的时候，我们不禁对两位科学大师不约而同的见解表示惊奇，但当我们想到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就对他们的见解中隐含的与东方传统认识论思想的暗合而觉得坦然了，因为个人追求知识的行为最终的结果是种种个人知识的重合或互相补充。波兰尼（他出生并成长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是犹太人，曾在德国工作十多年，在希特勒和德国民社党执政以后逃到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曾经是德国的一位“一流的”物理化学家，据说几乎得了诺贝尔奖，而他的弟子中迄今至少已有三位获得了此一奖项。只是到了中年以后，他才把自己的主要兴趣转移到社会和哲学方面来。这样的一位科学大师从哲学角度写的认识论必定深刻反映了他的切身体验，而他这样一再强调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肯定是他对他所体验到的现实进行反思的结果。如果说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对两千多年前老子提出的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不自觉回归，那么，他的理论在东方得到较大的回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１９９５年，一位名叫野中郁次郎的日本教授与人合写了一本叫TheKnowledge-CreatingCompany（《知识创造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对波兰尼的知识观作了深入探讨和发挥，以日本企业管理中引入人文关怀的事例为证据，呼吁人们重视科学研究和知识获得中的“整体”即人与世界的“合一”，在西方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在这本书中，野中郁次郎试图用东方人的“心身合一”的整体观取代西方人的主客体相分离的“笛卡儿分离”观而在东西方之间闯出一条创造知识的“中间道路”。野中郁次郎及其合作者确认了波兰尼所说的“默会”知识和“外显”知识，进一步指出了知识创造和转化的四种方法并提出了知识获得的“螺旋”图，由此强调了人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人与世界的和谐才是科学关注的中心。他们的理论在当今西方知识理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没有颜如玉。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有的是作为一位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的波兰尼在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历史、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综合反思，有的是他对人们的启迪。

　　作者：许泽民

　　第3篇：东方哲学思想隐遁好莱坞

　　中国哲学流派中，老子思想算是素朴之极而又深远之至的一种。那些困扰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最重大的问题，关于人生、终极的意义，在他那里都可以得到某种或显或隐的解答。在老子看来，离开了生存的构成玄机去讨论生存的意义、终极实在就如同离开了渊水去寻鱼、离开了根本去活枝一样失策。华人导演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如同三明治，凭借东方特有的文化影像和璀璨质朴的东方的人文精神，包裹着东方的儒释道文化内涵冲进世界影坛。华语电影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影像话语权。

　　一、东方影像中的哲学思想

　　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就在国产电影中传递的东方元素符号越来越被认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清醒的意识到：对于这个由强权所支配的世界来说，中国只是一个陌生的奇观、一个遥远的童话、一个离奇的故事《红高粱》是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偷情野合的故事，《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不过是一群无意识的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奴性文化的投射《霸王别姬》里面一个戏子的生命路程贯穿一个动荡时代，一段扭曲了的中国历史。而传统知识分子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中，东方侠士和东方义女生命的轨迹中却始终能有一股名曰“道”的力量牵引。

　　《卧虎藏龙》的开头就是富丽堂皇的京城庙堂，而结尾则是我们同样熟悉的山林云海，这种意象对比本身就是一种东方哲学老庄的人世和出世，儒学的秩序与自由、戒律与欲望的写照。影片主人公俞秀莲和玉娇龙则是中国版的“理性与情感”两姐妹，她们在山间、丛林、房顶、堂屋等场景的武术打斗。如果剥去商业的审美的噱头，上升到一定的人文理念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两个人正是李慕白的两种性格或说是性格的两个方面。是外表心静如水但内心情感波澜壮阔的男主人公李幕白的外化。女主角玉娇龙是李慕白的前身，寻找武学之道，武学中，技与德是相辅相成的智者(天才)玉娇龙探索发现道路的过程，玉娇龙最后的跳崖是一种脱罪，生命中能指点她的人已经不在了。得道之人既不厚生惧死。也不滞于死理而害生。他的不惧死不同于儒家的“杀身取义”。不同于为某一教义的殉道(可殉之道就不会是生存之道)，而是达到生存终极境界之使然，生死的外在区别已消泯于那样一个混成境域之中。这正应证了《老子》的“无”观点，也就是道本身，而在电影中某种程度上将“有”视为现成的有者，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种有“形而上”色调的表达方式。李安的内心世界正如“道”在老子眼中的意境，意味着终极情境这种状态。

　　二、兼容并包的好莱坞

　　好莱坞电影中一直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利用名演员、名导演和经典题材来征服观众。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陆续吸收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优秀导演、明星，如喜剧大师卓别林、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演员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里·葆蔓等。这些来自欧洲、拉美、加拿大等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历史的演艺界人士。一方面给美国电影带来异域情调并注入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外国市场带来文化亲合力和文化共鸣。其中中国的电影在进入好莱坞的商业的同时，也改造着好莱坞，改造着美国文化。

　　90年代以来，不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这样的东方故事、题材纷纷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而一直被好莱坞排斥的华人导演、演员、摄影师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好莱坞创作主流电影。一部《红高粱》哉断百年沧桑，第五代中国导演坚决地改变了我们中国电影所处的边缘景地。1988年，柏林金熊奖颁给一部符号感强烈的中国作品——《红高粱》。凭借电影中狂野和自由奔放的红色。中国的电影首次在全球四大电影节中获奖，自此一发不可收。

　　近年来，好莱坞兴起一种怀旧思潮。而时下这群怀旧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历史和文化，而那些有着东西文化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导演们(譬如张艺谋、李安、吴宇森等)，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东方历史文化资源。又对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观影习惯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理念融会在充满奇观的东方故事中，温柔、敦厚、神秘的东方文化在潜意识中给了他们一种母性和家园的感觉，所以好莱坞也越来越借助“儒释道哲学”来实现西方人的回归梦想。随着华语电影在西方国家频频获奖。美国好莱坞也开始主动的去接纳东方文化。一方面利用东方情调来为主流观众创造一种文化奇观和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另一方面也利用这些电影人在原住国的地位、名声来获得华语圈的认同，好莱坞在向东方扩张的同时，也让东方哲学电影的风潮洗礼了西方世界。

　　小结

　　其实，好莱坞的东方元素不过是被好莱坞化的东方，东方元素在世界电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点缀。怎样将东方哲学和东方电影真正走向世界，推入到世界人民的心中，这对华语电影导演和演员来说还有一段很艰难的路。但是我们的东方哲学却为我们电影事业提供了理论根基：老子讲求道，“婴孩”的道性和生机是在整个中国哲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因为“婴孩之道”来自这天势。所以能至柔弱而无死地，以至于“天地为之久低昂”。这正像处在当下“环境”的中国电影，以其本土化的魅力正征服着好莱坞，征服着世界电影。虽然弱小，但锋芒十足。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生存识度和柔慈宽厚的人文境界，使中国电影的题材总有一汩汩人生的清泉淌在乡村山野，也总有各种意义上的逸士高人、民谣山歌指点着天下大势。东方哲学思想犹如一片轻舟。擎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幽美诗句的橹幡，飘逸在世界电影的海洋中。

　　作者：周宇洁

　　第4篇：论东方哲学对徐訏创作的影响

　　随着文学历史钩沉地浮出水面，徐訏，这个三四十年代红透上海却又一度被人遗忘的作家，也在开始逐步地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严家炎就将他与无名氏同归于后期浪漫主义。但是细细品味，你会在徐訏的小说中发现东方哲学中的节制与温柔敦厚，一种舒缓而略带从容的浪漫主义，这就使他与无名氏作品中的强烈情绪有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效果。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所给予读者的那种神思飞扬、气血澎湃的影响，在徐訏的小说中却几乎没有发生过。弥漫于小说中的那种节制和温婉的情绪有着“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古典美学效果。如果说，东方哲学中的温和与节制是徐訏作品带给读者的整体阅读感受，那么就其作品内部来说，却是在多个方面共同积聚成了这一总体效果。

　　“节制”的效果最明显的在其对人物的塑造上。在徐訏的小说中，其主人公多是以一个知识者的儒雅形象出现，性格上多是理智温和的，是沉静而善于审思的。这当中，最突出的要数《风萧萧》中的主人公徐，这个独身主义者在一开始就以其独身的姿态在男女的关系上保有一种冷静而理智的自我审思。所以他会在白苹、梅瀛子、海伦这三个美丽女子的包围中，依然保持着向上的意志和避免沉沦的警醒。所以他会在惊叹于梅瀛子的惊世美丽时又能成功地让自己逃离迷醉生活，回归自己的书斋，他也能在海伦小姐那纯洁高尚的爱情面前，理智地选择了成全海伦之母的母爱和自己投身革命的道路。男性主人公的气质温婉而儒雅，女性更是充满了阴柔之美。他小说中的女性都是美丽的，但这种美丽不是现代的艳丽型，而多是传统的单纯沉静、温柔脱俗型。如在《旧神》中，他描写微珠时，最常描绘的是她嘴角透露出的令人怜悯的微笑，笑里有天真的含羞。在《盲恋》中，描写微翠时说：“她像是一直封在皮里的水菱或者是刚刚从蓓蕾中开放的花朵，似乎从来没有接触过人间的烟火尘埃与罪恶。”①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海兰，更具传统的温柔聪慧和近于宗教的利他精神。这些恬淡如水的女子形象与温和的男性主人公形象，共同营造了一种悠然的氛围。这种对人物形象的淡化处理在增加作品缥缈色彩的同时，对于读者也有着节制情绪平和心境的效果，让读者随着人物静观情节的流淌。

　　徐訏小说对爱情的描写也鲜明地体现着温婉之风。他笔下的爱情多属一种“前爱情”状态，所有对爱情的渲染都被圈定于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的层面，从“我”这一男性主人公眼里所关注到的，常常是女性美丽而圣洁的面容，可人而幽静的微笑，以及自然而素朴的衣裙。是一种纯静态的审美的眼光，是似水的怜悯与珍爱，而不是如火的欲望和占有。如在小说《鸟语》中，写到我第一次见到芸芊的情景：“而眼睛，我看到它是闪着多么纯洁与单纯的光亮。”②在《吉普赛的诱惑》中描写潘蕊则是：“尊贵高洁与光明的。”③在徐訏用他特有的纯净的形容词来描写被爱的女子时，就已经剔除了潜在的攫取和狂热，留下的是近于对神明的仰慕和尊重。对性爱也是淡化甚至是不施笔墨的，这些使他的小说因纯精神而变得唯美。而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男性角色也因超越了欲的束缚而带有了超凡脱俗的神圣感。人们在这种意境中被唤醒的是内心的温柔与优雅，而不是低级的原始的蛮性与渴望，从而使读者也随之一起陶醉于一种洗尽铅华的纯美之爱中。

　　此外，在小说情节的处理上，徐訏的小说也有着鲜明的节制因素。徐訏小说虽然在选材上有一种猎奇性，但其故事展开的本身，却是优游不迫的，他有一种格外沉静而稳重的叙事风格。在情节的构造上，少有惊险的矛盾和大开大阖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徐訏往往让他的主人公选择死亡或是远走来避免矛盾的激化。比如在《盲恋》中，爱上世发的微翠选择了自杀来维护她与“我”之间的誓约。在《鬼恋》中，女主人公承认自己的真实面目后，留下了一封信，走了。在《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海兰出于对“我”和梯司朗小姐的爱而选择了自杀。类似这种死亡或逃离的结局还有许多，像《痴心井》、《百灵树》、《旧神》等等。徐訏似乎喜欢用这种节制的手段为故事打上一个凄美的手势，避免矛盾的激化和人物面对冲突时的不知所措，让一切在最美丽也是最恰当的时候选择终结。还有一种逃离，不是作者笔下人物的逃离，而是徐訏本人对于故事的逃离。像《丈夫》一文，在讲述完故事后，徐訏突然写道：“亲爱的读者，这篇故事还要我写下去么？”④于是所有的一切都被镜头的出现还原成一个虚构的假设，而读者也随着“我”的逃离放松了情绪。而像《荒谬的英吉利海峡》也以“我”被人推醒要护照，而明了一切只是一个梦罢了。这种类似于现代的“元叙述”手法，在节制故事情节的同时，也节制了读者的情感，可以说，不管是人物的逃离还是作者的逃离，他们在本质上都造成了一种距离的美感，使人在怅然若失中慢慢回味小说的余韵。

　　而在小说的形式上，徐訏也持一种很有分寸的语言。“徐訏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似乎并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之下。”⑤他的词语往往是精要简洁而优美的，他的语言风格也正在于他对自身语气的淡化处理，不是鲁迅的急厉深刻，老舍的幽默平实，也不是赵树理的直白纯朴，他的语言是像溪水一般流淌出来，没有任何炫耀的自夸和卖弄，而是恰到好处的舒畅。也正是这种对叙述者语言有节制的淡化反而更突显了他的语言的自然和纯净。

　　徐訏所体现出的这种中和温婉又节制的文笔特征使他的小说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和谐而宽阔的精神气质，使一切在恬淡中升华出崇高的美感。他在做“隔岸观火”的沉静叙述时更使其小说蒙上了一层唯美的神秘面纱，成就了他这种别样的浪漫主义小说。

　　但是，徐訏为什么会形成自己这种别具一格的浪漫主义风格呢？钱钟书言：“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⑥多方的因素成就了他如此具有鲜明东方气韵的浪漫主义小说。

　　对宗教的关切和询问是徐訏的精神特质之一，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海兰的博爱精神带有基督教的牺牲意味，《鸟语》中皈依佛教的芸芊的聪慧又带着佛的智慧，《鬼恋》主人公的避世又带有道家消极避世的意味，还有《风萧萧》中白苹在教堂中的祷告等等，徐訏对于宗教的热情使他在描绘笔下的人物时，不由自主地使他们感染上了一些脱俗的气质，从而使其洗掉了其它小说中可能出现的剧烈的性格模式。宗教对人的精神的关注，也使他小说中的情爱，呈现出一种纯精神的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些，都是宗教情结在他小说中的投射，经过了宗教的洗礼，少了许多人间的躁动。

　　徐訏早年在北京研修哲学，东方哲学中的温柔敦厚、中正平和对他的个性及其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很随意地在其文本中发现带有东方韵味的羞赧、乖巧而忍让的传统女子形象，从中可见古典的情绪对他的影响。

　　不过，外界的文化和学习只是一种催化，徐訏本人的性格与气质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源。说到底，还应该来对比徐訏本人的性情与喜好，才能找到其文特色的根源。他曾说：“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⑦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人物都有着善良、忠厚而美丽的共性，对于情结的构造，也都是用一种嘎然而止的结束来力图保持着这永恒之美，避免现实展开后的赤裸和败坏。就徐訏个人的经历而言，他自小父母离异，而他青年时初恋失败以及后来的离婚，都使本来就多愁自闭的他更添几分羞涩。

　　也正是徐訏的个性修养和经历造就了他的这种独特的小说特征，造就了这种东方式的浪漫主义和如烟似梦的朦胧。从而在这种慢慢的品味中让读者触摸到那个深埋着的徐訏。

　　作者：齐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