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人类学片即影视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在抢救人类文化遗产方面，而且在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素质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影视；影视人类学；人类学片；族群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280-02

　　一、解说影视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最常见的影像与影视作品载体是黑白或彩色照片、电影胶片、录像磁带，以及由新一代数字照相机——电脑构成的多媒体表现系统。”[1]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以照片摄制、分析和民族志电影（录像）制作最为常见。影视人类学的英文名称是VisualAnthropology，此术语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85年，当时的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Balikci）将这个术语介绍到中国来，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影视人类学”这一术语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

　　影视人类学的作品一般称为人类学片。人类学片的定义是，“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2]人类学片分两种：一种是人类学的成片，这是经过了人类学家剪辑后的成品；另一种是人类学的素材片，这是人类学成片的来源。就两种人类学片的重要性来说，人类学家更加偏爱的是人类学素材片：它们是典型的历久弥新的东西，越久越珍贵，因为它带有原始资料的性质。人类学片的本质是另外一种民族志的形式。相对于文本这种靠人类学家的观察和写作来完成的民族志类型来说，人类学片的优点恰恰在于弥补了文本民族志的不足，即文本需要读者借助想象来还原人类学的田野场景，而人类学片则直接显示了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环境。[3]在影视人类学关心的范围，以静态照片的利用为最早。起初，摄影术只是欧洲工业革命进程中光学技术的一项副产品。人们惊讶的看到显影后的纸基照片能重现生活的影像，特别是新闻业的兴起，有照片传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信息可以使各地的人们受益；而且作为工业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照片也被用作分类和解释的工具，显然也被用于控制和歧视少数族群的殖民努力上。

　　19世纪晚期，摄影以其为人类学家提供直观场景和族群文化的资料而进入学术研究之中。民族志电影摄制应是人类学的主要实践活动与兴趣所在。从静态的照片、胶片发展到动态的民族志电影形式，要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早期的盘装胶片所记录和储藏人类行为的一些无声的片段，尚难以进行编排。1900年以后，雷格那特多次建议博物馆应收集人类活动方式资料，用电影和照片告诉观众每件展品的制作程序，并做专业影片存档，成为以电影提供研究与布展之需的最早的非专业人类学家。当时的探险家、殖民地行政官员和学者以不同的思想拍片、存档和办展览会，可以见到一些影片的主旨强调了那个时代欧洲文明同殖民地“简单”与“野蛮”状态的巨大反差，一些影片立意不明，一些则表现了当时摄影技法的陈旧。

　　二、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片和带有人类学性质的影片的拍摄在三个系统中进行，一个是民族研究部门、民族高等院校的人类学片的拍摄，一个是影视系统的人类学片拍摄，另一个是音像公司的人类学片拍摄。民族研究部门、民族高等院校的人类学片的拍摄工作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该所在1979年成立电影组，后成为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到1997年，该研究室已经在全国8省区拍摄了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片系列40多部，如苗族系列、黎族系列等。从1983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开始进行人类学片的拍摄，例如10集的《柯尔克孜族》。1985年的《白裤瑶》，庄孔韶教授的《端午节》等。另外，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也有不少的人类学片问世。

　　影视系统的人类学片拍摄首推中央电视台，自80年代以来，该台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拍摄和播出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等。此外，全国还有许多地方电视台也拍摄了不少记录片。广西民族电影制片厂从1984～1990年与研究机构合作拍摄了《白族》、《迪庆藏族》、《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阿佤山纪行》等30部片子。参加人类学片拍摄的音像公司首推广州东亚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和福建东宇影视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先后制作了80多部以民族为题材的片子，如《普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的生存状态》、《山洞里的村庄》等。云南影视广告艺术公司先后完成《中国苗族》和《中国瑶族》系列。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摄制了57集的《中华民族》。虽然被冠以人类学片的名称，但是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影视系统和音像公司拍摄的许多片子并不可以称为人类学片，这是应当注意的。自80年代开始，大陆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界也展开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这主要集中在探讨影视人类学的性质、拍摄原则、人类学调查与拍摄的关系等方面，同时，大陆的影视人类学也有了一些与国际上交流的重要机会，如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影视人类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台湾部分在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前，有一位叫乌居龙藏的日本学者利用照相机拍摄了许多反映台湾民族（当时被日本人叫做原住民）情况的照片。

　　三、影视人类学在人类学中作用

　　人类学片不仅在抢救人类文化遗产方面，而且在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素质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3]人类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大部分。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地面上的建筑，如古罗马的格斗场、中国的长城等著名的世界古迹和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种种古董。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也非常丰富，人类学所研究的民风民俗、民间艺术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也随着社会的变更而推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曾指出过，“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证迅速消失，每一分钟都有一批文化消失”，因此，“抢救的使命就非常大”。人类学片虽然无法阻止文化遗产的消失，但是，在抢救人类文化遗产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说人类学片的诞生还不是因为要抢救人类文化遗产的话，那么最起码，人类学片设置的第一次高潮是与人类学家对抢救人类文化遗产的呼吁不无关系的。冯骥才先生曾经将人类学片的抢救意义定位为：“它不是一种伤感的，也不完全是一种惋惜的，他是给后人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出发，“是站在明天的角度拍现在，为明天留下现在的一种文化形态。”文化的消失，是社会新陈的必然结果，因此，对其消失，我们无须伤感，文明毕竟是向前发展。记录这些文化现象，不但可以给子孙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还能为后市的人类学家的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素材。[3]对抢救文化遗产，人类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大声几乎，再到今天的理智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院组织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在新千年的第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公布了首批认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系列举动表示，我们已经开始正式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部人类学片，不管有无其他作用，首先应该具备保存文化遗产的功能。

　　影视还起到了传递人类文化遗产的作用。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能够“了解、获得在各民族显示生活中已经消失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传统文化知识，并有助于使之代代传承下去。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会更为明显。当进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在此情况下，充分运用好人类学片的传递功能，对于一个民族继承保持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从而促进民族自身发展是很重要的。

　　人类学片能够将某一民族的文化信息提供介绍给另一民族，使不同文化类型民族的人们通过影片；了解彼此的文化，并相互学习可供借鉴、吸收的文化知识、经验、技能。文化交流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方面需要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否则将失去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要不断借鉴、吸收的文化知识、经验、技能。文化交流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方面需要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否则将失去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要不断借鉴、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否则，长期稳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将会越趋封闭、保守，失去发展的活力。而文化交流则使一个民族的文化能不断接触新的文化因素，经过不断筛选、吸收营养，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在这方面，人类学是大有可为的。”[3]人类学片的教育功能有大众科普教育和人类学专业教育两个层次。

　　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所包含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普及历史知识，使人们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人类学片在这方面具有他独到的直观教育的作用。如人们通过观看我国的一些人类学片，可以看到书本上见不到的“活化石”，犹如学习了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而加深了对已经消失了的古代社会的理解。作者：段伟伟，本文来自《人类学学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