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的盘根错节和高度互动，是21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争取道德制高点、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是地缘宗教的核心。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的全方位展开，宗教应在对外战略与地缘战略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地缘宗教；中国对外战略；软实力；

　　作者简介：徐以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的政治觉醒”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而全球化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1]宗教不仅被认为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还成为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1]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的全方位展开，构筑与自身实力和利益诉求相匹配的对外战略与地缘战略，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核心议题之一。[2]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已有的讨论均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宗教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而缺少道德高度以及宗教维度的对外战略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试图接续“信仰中国”的思路，[3]尝试性地提出“地缘宗教”的概念，并在该视角下检视中国的对外战略，从而为较全面地构建“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分析框架做出前期探索。

　　一、地缘宗教和地缘宗教学

　　正如人类社会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宗教的活动也必然是与地理要素紧密相连的。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地缘经济学都旨在描述和分析地理因素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在20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地缘政治曾经是各国制订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间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区域合作日益加深，地缘经济开始超越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学界有人甚至认为冷战结束、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已将一度曾为“显学”的地缘政治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4]在地缘经济学的视角下，东亚、欧洲与北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经济地域，即在地缘经济上具有超过其他地区的优越性。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兴起，以东亚、欧洲和北美为核心的地缘经济理论再次面临着补充和修正。

　　地缘经济学并不能反映当前全球宗教复兴、宗教性地区冲突和“认同战争”频发的世界格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gton)的“文明冲突论”和美国国务院所属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弗拉霍斯(MichaelVlahos)的“文化区域论”实际上都指出，[1]后冷战时期文明或文化间的分歧已取代东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可被冠之以“地缘文化学”。然而，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尽管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重合，但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参与论战的各方，都竭力避免使用“宗教”一词。[2]由此部分导致了该争论最终陷入贫乏，更无法充分解释当今世界各种宗教“大分散、小聚居”的现状。

　　因此，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基础上，描述目前已成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考量以及国际地缘战略博弈的跨国、跨地区宗教因素，就成为“地缘宗教”概念及相应的“地缘宗教学”的主要任务。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

　　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制度通过建立一整套国际规章制度来确保国家主权准则，不承认挑战国家主权的跨国意识形态。该制度通过把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国有化”(教随国定)而把宗教逐出欧洲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此后，宗教在西方进一步退出公共领域而被“私有化”。伴随全球宗教复兴而来的，是全球性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的倾向。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有着种种不同的表现，如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的普世化，宗教团体的“政治觉醒”及其大规模介入各国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由宗教团体支持的政党或宗教政党在各国选举中获胜、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3]拉美解放神学、政治伊斯兰、美国宗教右翼以及伊朗革命、波兰和东欧剧变、“9·11”事件等宗教思潮和与宗教密切相关或受宗教驱动的事件成为20世纪下半期以来宗教政治化、极端化的显著标志。全球宗教复兴或者说“全球化的上帝”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以“放逐宗教”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东西方各种宗教的全球化、政治化甚至极端化使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部分“回归”，[1]并且成为各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大关切。

　　2.宗教复兴与全球信仰版图的巨变。

　　大规模的全球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势力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宗教景观。[2]全球宗教人口重心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深刻改变了世界宗教的传统布局。[3]1910年，只有不到18%的基督徒居住在所谓的“全球南方”(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而今天这一比例则已高达60%，并且呈现出上升趋势。[4]另一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所谓“反向大转移”，即亚非拉国家向欧美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也改变了全球宗教的流向，在使基督宗教具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形式和表述的同时，上述地区的各种传统宗教也渐次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内罗毕、首尔、里约热内卢等南部城市已崛起为新的全球基督教传教运动的中心，取代了所谓“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波士顿轴心”在传教史上一度曾拥有的“先进”地位。[5]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互相交织，改写并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6]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则把东方宗教与民族冲突嵌入西方世界的腹地，“恐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为“西方vs.他方”(t)或“伊斯兰vs.西方”这种思维定式赋予了鲜明的国内政治意义。与此同时，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作为传统伊斯兰世界“边缘”的亚太地区，其穆斯林人数已达全球穆斯林人口的62.1%(约10亿)，而作为伊斯兰世界“中心”的中东—北非地区则仅占19.9%(约3.2亿)。[1]这种伊斯兰世界人口分布迅速“非中东化”的最新进展，无疑引起更多关注。发达国家宗教的相对和绝对衰退与发展中国家宗教的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2]这不仅带来了全球地缘宗教重心从北到南的大挪移以及宗教格局的多极化，使宗教因素溢出由西方界定的当代国际关系框架，也给全球宗教复兴抹上了某种南北或贫富对立的色彩。

　　3.地缘宗教因素紧密嵌入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中。

　　就当前的国际关系而言，主要大国纵横捭阖的交汇点是中东，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朗，而中东的局势恰恰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的既有架构(具体而言是美国霸权)紧密相连。事实上，美国霸权的根基即在于将美元与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进行捆绑的石油美元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在于：一方面，通过政治军事权力为美元提供信用，并通过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确立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安全架构；另一方面，控制中东(或大中东)这一地缘政治地位异常重要、石油资源极其丰富的枢纽地带，从而实现石油的美元结算机制，并使得沙特等产油国将石油美元回流投资到美国。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将所有主要大国都卷入其中，也正是由于其走向直接关乎中东乃至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存废。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对立(数次的中东战争，以及巴勒斯坦问题)、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两伊战争、叙利亚危机等)，正是与关乎国际体系未来走向的政治、安全、经济架构紧密联系的。这些对立的根源在于宗教：伊朗与美国的长期对峙，恰恰是源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一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标志性事件；伊朗与海湾逊尼派君主国的对立，也正是源于1979年后伊朗“输出革命”这一试图扩大其“信仰版图”的努力。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中东地区宗教因素深深嵌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

　　国际社会已逐步从以地缘政治为主的世纪进入了当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宗教并存交织的世纪。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的盘根错节、高度互动，正是21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如果说追逐更大权力和战略优势是地缘政治的要义，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资源和市场是地缘经济的主旨，那么在21世纪争取道德制高点、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则是地缘宗教的核心。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1]宗教与人类生存以及国家生存的地缘环境息息相关，而国家的“宗教属性”和地缘宗教位置又深刻作用于并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因此，把宗教研究局限在单一国家和社会或单一议题(如传教运动)的时代已成为过去，通过地缘学的视角并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各国对外战略的互动关系，应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长远方向。

　　二、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五性”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路径，有关学者的理解和分析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2]

　　归纳起来，当前宗教因素影响国际关系呈现出五个特点或“五性”，由于地缘宗教直接与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相关，集中体现了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五性”；此“五性”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因素中的普遍性和局限性。

　　1.多面性：

　　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宗教在国际关系中亦具有互相抵触的正反两面性或多面性。一方面，宗教可说是“动乱的根源”，与当前的地区和种族冲突如影随形，与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相伴相生。另一方面，宗教又是“和平的使者”，各种宗教和宗教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突中折冲樽俎，在多轨外交中斡旋调停，在国际论坛上发出道德倡议，在不同领域显示了宗教对国际和平事业的贡献。目前，宗教已被国际社会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即“用宗教价值观来弥合敌对双方分歧的外交”，[1]在世界局部地区已经发展到可进行具体操作的程度。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宗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其作用则完全取决于它激励人们所做的事。对决策者的挑战就是如何来利用宗教信仰团结的潜力，同时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2]

　　2.扩张性：

　　世界各种宗教均具有程度不等、形式不一的扩张性、流动性和宣教诉求，而流动的宗教边界一直在冲击固定的政治边界。从早年的欧洲人口对外大迁移到上世纪中期以来亚非拉国家向欧美国家的“反向大迁移”的五百多年间，宗教随人口流动而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尤其是肩负“把福音传遍地极”大使命的基督宗教，更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传教运动把宗教的扩张性和流动性演绎到了极致，大大扩充了其宗教版图和世界性分布。由人口和宗教迁移造成的各国信仰版图与政治版图的重叠，增加了周边、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和强度。因为宗教的跨地区和国际性分布，基于宗教的“认同政治”或“认同战争”往往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爆发力。

　　3.虚实性：

　　宗教是国际行为体中少数“软硬兼施”的力量，即宗教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宗教和宗教信仰在政治中的运用与世俗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来自宗教信仰、实践和机构的道德奉献和政策选择通常与宗教的“终极性”和“绝对性”有关，这便意味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对人们具有更大的控制力。[3]社团性和机构性也是宗教的基本属性。宗教社团和机构的规模大小、活动范围、组织严密性上有很大差异，一些活跃于国际舞台的跨国教会和宗教团体如梵蒂冈、世界宣明会(WorldVision)和天主教救济服务会(CatholicReliefServices)等与那些地方性教会和宗教团体在“硬实力”上有天壤之别，前者通常既有在所在国和国际组织中合法和受尊重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又有遍布全球的机构网络，在基层动员上游刃有余，在环保、发展、救援、安全等众多领域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这种虚实相间、软硬兼施的特征，使得地缘宗教因素在影响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时并不完全受限于地理环境，而同时具有基于信仰版图的跨国联系与全球动员的面向。与地缘经济一样，地缘宗教的行为主体也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国家间和政府组织，也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传教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事实上由于许多国家奉行政教分离原则，一些跨国跨地区的宗教组织在涉及宗教问题的国际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凸显。

　　4.依附性：

　　宗教在国际舞台上兼具“配角”和“主角”的双重身份。“配角”是宗教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无论其作用或功能是正还是负，宗教在各种冲突中从来不是单独发挥作用，也不是暴力的唯一原因。“它以爆发性的方式与领土争端、不稳定和压迫性制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分裂等交织在一起。但是，当下狂热的宗教认同和参与通常起到了加剧紧张局势和引发流血事件的作用”。[1]宗教在国际冲突中更多发挥着推波助澜的“放大器”或“助推器”作用。不过在某种条件下和某些时间节点上，宗教团体和宗教议题也可能成为国际政治和冲突中名副其实的“主角”，是“导火索”和“发动机”，宗教扮演主角的情形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逐渐增多。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通常作为因变量的宗教越来越作为中介变量和自变量来发挥其作用。

　　5.交互性：

　　如前所言，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的相互交织、盘根错节、高度互动，是21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当前国际冲突的许多热点地区如大中东地区、南海周边地区、中东“什叶派新月地带”、[1]北非和东北非地区等，都是地缘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地区。作为全球基督教传教重心地区的北纬10-40度之窗以及作为全球伊斯兰核心区域的所谓伊斯兰弧形地带或大中东地区(亦称“文化中东”)，不仅在地理上与全球主要产油区高度重合，而且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滋生和频发的地区，因此成为当前国际战略博弈的重点地区之一。事实上，对这些地区的外部干预，也往往是上述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东北非国家苏丹内战的干预，主要受到反恐战略、石油利益和宗教因素三者的驱动。[2]目前正在改变世界油气地缘格局和能源版图的“页岩气革命”非常充分地体现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这种交互性。“页岩气革命”不仅将使包括美国在内的页岩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可能实现能源自足和安全，减少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降低该地区以及其他产油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并且对被认为有着“石油美元”背景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就此而言，地缘政治、经济与宗教因素不仅相互交织，而且相互对冲。

　　三、中国对外战略的地缘宗教分析

　　一国的“宗教属性”和地缘宗教位置深刻作用于并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位置一样，一国的地缘宗教位置也有优劣之分。

　　从地缘视角来审视，目前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相当严峻。相比之下，我国的地缘经济和宗教的地位则较为有利。在地缘经济上，中国不仅是大部分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各种区域、次区域、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以及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从地缘宗教角度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周边环境是：汉传佛教具有显著影响的日韩、以南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东南亚、藏传佛教有所复兴的蒙古、以印度教为主导信仰的印度、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南亚、中亚和西亚以及东正教大规模复苏的俄罗斯和中东欧。相应的，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地缘宗教环境则是：伊斯兰教的影响范围西起北非、西亚一直向东延伸至马来西亚、印尼，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伊斯兰走廊”；基督宗教除了继续在西方世界居于主流地位外，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扩张，出现了南北走向的全球基督教发展态势。可以说，东西走向的“伊斯兰走廊”以及南北走向的“全球基督教”，构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全球地缘宗教环境。

　　目前，在地缘宗教上，中国远离地区性和国际性宗教冲突的热点地区，并且与广大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我国既不是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和目标国，也从未在宗教上对任何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中国目前在宗教安全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是以西方为主要活动基地或主要由西方某些势力在幕后策动的、打着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旗号的非疆域性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的“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尽管不时通过跨境渗透等方式在我国西北地区兴风作浪、制造事端，但其活动中心并不在中国周边地区，或受各种限制较难在与我国接壤的所在国家和地区发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大规模行动(如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集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已日益成为中国外交重要战略依托的上海合作组织，正是通过跨国合作的方式有效应对区域内各国所共同面临的地缘宗教挑战的机制和范例。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中国与中亚伊斯兰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宗教上都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与整合。

　　连接中国与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新丝绸之路”，[1]堪称中国地缘经济实力与地缘宗教潜力的生动写照。到2009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对中东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也超越美国成为沙特石油的最大买家。中东国家每年到中国义乌的人员已逾20万，超过其到美国任何一地的人员数量(每年18万人)。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相继在中东地区首次大规模公开售股，使一些中东国家如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主权基金以及机构投资者如海湾合作委员会成为这些银行股的重要持有者。[1]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日益成为规模达数万亿之巨的全球伊斯兰金融对外投资的优先目标。可以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金融业的双向对流正成为“新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通过人员交流、商品和资金的流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开始具有战略性意义。“新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用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石油管道和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包括由中铁建承建的麦加朝觐铁路)铺成，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宗教产品和来来往往的宗教信徒铸就。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疆“向西开放”，还是近期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综合保税区的设立，都旨在强化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纽带，重组和复兴陆上丝绸之路。[2]从义乌、广州、银川、喀什、麦加、迪拜、大马士革等地可以看到，不仅是东亚与中东地缘经济的密切关联，[3]而且是较为隐蔽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地缘宗教上的良性互动。从新中国外交史上看，无论是在中国外交政策的“万隆话语”还是“三个世界”构想中，[4]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都是中国构建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阿拉伯世界地处国际战略与交通要冲，资源优势独特”，[5]这是新时期中国对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定位，而上述对中东基于地缘宗教考量的认识，无疑将赋予不断深化的中(国)-中(东)两个地区的传统友好关系新的意义并注入新的活力。

　　与“新丝绸之路”相对应，中国与韩日之间在地缘宗教的互动上，亦存在着汉传佛教的“黄金纽带”。汉传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日本东洋史家西嶋定生认为，佛教与中国的汉字、儒教和律令共同构成了历史上“东亚世界”得以长期存在并有效运转的四项共通性要素。[1]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最早是从佛教界开始的。在东亚冷战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地缘宗教上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化解地缘政治对抗的积极作用。199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在总结中韩日三国佛教交流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在他看来，“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堪称将三国紧密相连的“黄金纽带”，而“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2]自此之后，三国佛教界定期召开友好交流大会，发扬光大中韩日佛教的“黄金纽带”，并直接促成了更具广泛性和更为制度化的“世界佛教论坛”。在东亚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当下，基于汉传佛教“黄金纽带”的地缘宗教互动有可能为促进中韩日三国民间的友好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然而，中国的周边地缘宗教态势是极其不平衡的，大体呈现出“横强纵弱”的格局。具体而言，在横向上，中国与日韩之间的佛教“黄金纽带”以及中国与中亚和中东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新丝绸之路”，正出现着积极而良性的互动局面。在纵向上，不仅藏传佛教难以有效促进中蒙关系，南传佛教以及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中国民间信仰，也远未能转换成中国更为积极有为的东南亚战略的资源。这种“横强纵弱”的周边地缘宗教状况，有着很大的改善空间。

　　中国目前实施的“走出去”战略虽力求全方位，但在各方面的发展仍不平衡。总体而言，中国在经济上无疑具有超强的国际影响力，但在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对外投射力却相对不足，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由近及远的递减态势。在许多情况下，我国大量的经济利益和公民权益孤悬海外，因缺乏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外交、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援而蒙受重大损失。在资源储备丰富或战略地位关键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尤其明显。无论是尚处于战后重建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还是族群宗教冲突频仍的南北苏丹、尼日利亚，由族群、宗教(教派)冲突导致的国家建设的举步维艰已使这些国家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灾区”。

　　从历史上看，资源储备丰富或战略地位关键的地区，自然成为各大国竞逐的交汇点，而帝国政治版图的扩张，往往带动其民族版图和信仰版图的扩张。与需要切割的国境线不同，民族、宗教的血脉和源流难解难分。政治版图会随国势强弱而伸缩，而民族版图和信仰版图一旦扎根生成，反而缺乏弹性而成为当地长期且极富生命力的存在。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经过层层积累，这些地区的族群和宗教生态呈现出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局面。即便在外部大国力量撤出尤其是非殖民化以后，根深蒂固的族群宗教矛盾依然是困扰这些国家进行国族建设的深层次障碍，弱国-强宗教往往是这些国家普遍的政教景观。其丰富的资源储备或重要的战略地位非但未能成为现代化的推力，反而成为各种族群和宗教势力进行权力斗争乃至流血冲突的导火索，内部和外部力量的交互作用又使这些族群与宗教冲突更为持久和频发。由此导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以及西方国家以“保护的责任”、“人权”、“人道主义”为名所进行的政治或军事干预，不仅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建设带来挑战，也日益对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形成威胁，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事实上，不仅南北苏丹如此，以撒哈拉沙漠为大致分界线，非洲大陆北部的伊斯兰教和南部的基督教势力长期处于紧张和对立的状态中。[1]这一对立并未演变为不同宗教信仰国家间的冲突，而是深深根植于并发生在前苏丹、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等撒哈拉沙漠沿线国家的内部，成为困扰国家建设的重要因素。宗教冲突具有难以妥协和弥合的持久特性，这就使宗教因素成为中国外交和海外利益保护过程中更具长期性和经常性的影响变量。全球地缘宗教与中国海外利益的这种关联性的内在关系，若用简单的逻辑关系来表示，即：资源富集地/战略要地——>历史上大国力量交汇——>族群宗教力量错综复杂——>弱国-强宗教——>地区冲突频发、政治社会秩序动荡、国家建设能力匮乏、境外势力更易干预——>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

　　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弱国-强宗教的政教格局意味着，在非传统外交和外交方式多元化的时代，不能单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国家的对外关系和上层政治上，而是要去考察这些国家内部的结构，具体而言就是宗教与宗教、宗教与社会以及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对我国而言，海外利益的保护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双边关系，又要重视所在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族群与宗教状况，尤其是重视当地部落长老与宗教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各种中外民间交流和互动的渠道，扩大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民众的接触面，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获得他国地方精英和民众更多的认同和尊重，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亲和力，增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完整性。短期内，在我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有效保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和宗教信仰来编织一个更加广大且更为柔和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网络，这不仅相当迫切，而且切实可行。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地缘宗教实力或者说我国的宗教软实力还处于待开发阶段。中国既是传统宗教大国，也是新兴宗教大国；不仅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典籍和思想，也是全球最大的宗教商品生产和集散地。遍布全球的华人宗教信徒或“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和风西送”的对外宗教交流实践，是中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宗教和国家平等相处和交流对话的巨大资源。充分发挥宗教资源，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应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实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外交方针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