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对策探讨

　　钓鱼岛争端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如何解决钓鱼岛争端值得探讨。

　　1.解决钓鱼岛争端终归靠增强中国综合国力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战略处境被动，实是中国国力不强的现实投射。中国面临的战略困境，均是在国力贫弱时被动接受的，甚至是列强强加的。发展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发展，才能强大国力，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

　　2.解决钓鱼岛争端必须要有组合拳

　　政治谈判、外交斡旋。中国一贯主张利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钓鱼岛争端，政治谈判是首选。中国政府充分表达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诚意和态度，逐步提升交涉层级，有理有利有节，必要时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议案提请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压。国务院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这是反制日本非法“购岛”强力政策宣示。

　　法律层面：中国政府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为中国管辖钓鱼岛提供了法理依据。必要时中方还可诉诸国际司法经济制裁。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中国减少从日本进口，可以扩大其他国家进口。但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如缩小，其他国家的市场难以替代。日本经济的复苏，仰赖着中国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中国是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日方担心中国购日国债潜在危险。

　　军事是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加快、加强海监、海警力量建设是确立政治权威和军事权威的重要支撑。

　　3.制定海洋安全综合战略，提高国民海权意识

　　制定海洋安全综合战略，逐步加强海监、渔政、海警等公权力，用非战争的军事手段显示公权力的存在，但保留自卫还击权利。在钓鱼岛问题上给日本划红线，一旦日本自卫队进入钓鱼岛，武力控制钓鱼岛，中国就必须采取对应措施。同时，政府应该向民众普及有关海洋权益常识，提高民众海权意识。

　　4.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善意，控制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对话协商、管控分歧

　　解决钓鱼岛问题是持久战，中方已展现出足够的耐心和善意。日本对钓鱼岛所谓“实际控制”已动摇，保钓斗争已转入相持阶段。中国做不到现在就“夺回”钓鱼岛，当前打这场战争不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值得赞赏和尊重，但绝不容忍不法行为，让爱国变成暴行的遮羞布和赦免牌，只会在世界面前越多地伤害中国的形象。许多对日的急躁情绪，既没有看到美国挺日的因素，也没有看到美国利用中日相争从中渔利的战略考虑。

　　5.加强对日研究，做好对日斗争尖锐升级的准备

　　日本右翼势力有根深蹄固的军国主义思想，竭力利用钓鱼岛争端煽动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打击日本的嚣张，是对日本强硬对华政策的坚决反制，是用冲突边缘政策迫使日本社会恢复对华的冷静，其余威会向南海自然扩散。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国家，中国政府必须对钓鱼岛争端升级等不可控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6.积极应对钓鱼岛争端的美国不确定因素，坚决反对将钓鱼岛列入日美安保条约，警惕日美在钓鱼岛争端上设计圈套

　　美国政府一方面表态不当钓鱼岛争端调解人，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又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协防日本，向外界发出强化美日同盟的信息。美国政府曾警告称，亚太地区的领土争端可能引发挑衅，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卷入战争[1]。美国某媒体称，围绕钓鱼岛僵局，中日可以“主权各表，治权共享”[2]。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在美国重返亚太、一些小国妄图挟美自重的背景下，有些国家希望把中国激怒，妄图搅乱中国的发展路径。美国在钓鱼岛问题采取模糊态度就是遏制中国，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打破中日僵局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和美国，要警惕陷入日美在钓鱼岛争端上设计的圈套。

　　7.政府、民间“保钓”良性互动，两岸联合保钓，共同捍卫“祖权”

　　民间保钓是以国家综合实力做支撑的，政府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值得肯定。政府和民间“保钓”最好能形成良性互动，不能令爱国热情转变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局面失控，使中日摩擦和矛盾升级。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是两岸同胞共同意愿。台湾当局重申：钓鱼岛主权“寸土片石，在所必争”[3]。大陆和台湾要联手“保钓”，“保钓运动”向全民及全球华人爱国主义运动发展，使大打海上自卫人民战争成为可能。

　　围绕钓鱼岛的复杂博弈是对中国实力和智慧的综合考验，也是对中国官民相互信任和默契的考验。中国现在面临多方向的对外摩擦，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是在声势上压倒对方的最关键筹码。

　　8.积极争取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国际舆论支持

　　2011年中俄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坚决谴责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圖谋。钓鱼岛之争根源在美国，日本早应放弃[4]。中国在宣示主权和展示决心时，要广泛传播中国拥有钓鱼岛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占据法理和道义的高地，始终把握舆论博弈的主动。

　　钓鱼岛问题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短期内恐怕无解。中日双方应从大局出发，警惕对立长期化，致力于形成地区危机管控机制，不要让钓鱼岛争端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中方须主动出击，通过更多的手段、更新的思路，冲击日方的实际控制权，以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

　　作者：李治钧

　　第2篇：浅谈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

　　背景

　　钓鱼岛是中国东海的一个岛屿，地理位置，面积4.38KM2，距离中国大陸最近358KM，距离中国台湾最近190KM，距离日本最近170KM。钓鱼岛已经在近年来成为了中日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砝码，特别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后调整为更加积极和外放型的外交战略之后，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归属剑拔弩张，中日围绕其开展的军事演习，海军军备竞赛，民族主义矛盾屡出不穷。钓鱼岛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热点区域，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互不让步，威胁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

　　一、钓鱼岛问题的现状简述

　　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中国的态度强硬，特别是上台/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态度更为强硬，（中国海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海上和两栖登陆演习，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也针对SENKAKU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激化，似乎是走向了战争的边缘，综合各方判断，双方在钓鱼岛是处于均势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国际媒体和舆论在对钓鱼岛同时标识时候用了钓鱼岛和SENKAKU两种标注。

　　二、两种假设

　　我们可以根据地缘政治学进行两种假设：第一种便是糟糕的情况，中日因为钓鱼岛而进行对峙，；第二种是中日在钓鱼岛进行合作，其短期和长期的收益都是巨大的。下面我们进行具体的阐述：

　　1.对峙的情况（confront）

　　中日两国如果继续持续因为钓鱼岛问题上对峙局面，无疑是害处相当大的，短期和长期上。

　　首先，便是其对中日两国正常的经济往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2013年，中日之间的旅游业也因为钓鱼岛局势受到严重冲击，日本来华游客总量减少了18.2%中国赴日游客减少了6.5%（中国国家旅游局，2013），直接造成日本旅游收入减少约8.52亿美元（朝日新闻，2013）。两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超过15万亿美元，两国的经济可以说是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基石。

　　第二，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东北亚地区可以说是整个西太平地区的中心，东北亚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而且不仅有自身的中日两个superpower，还有美国和俄国的介入，所以东北亚的政治稳定决定了西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稳定。

　　2.合作的情况（cooperate）

　　第一，缓解中日紧张的政治局面，为中日两国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中日两国以后开展长期的、稳定的合作提供契机。毋庸置疑，如果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合作，那么对两国政治、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为两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东北亚地区）。

　　第二，于日本。日本正努力成长为一个“正常国家”，如果中日能在钓鱼岛问题达成一致，那么可以看做是日本处理好中日关系的一个标志，是换取中国在国际/P5上支持的一个筹码，这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对于日本政治上摆脱美国控制，进行独立政治活动更为重要。因为钓鱼岛之前造成的经济损害会降低，为自身经济发展的困境提供必要的空间。

　　第三，于中国。中国正阻挡其他外部势力进入到中国东海这一区域，如果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中国便能将美国的势力尽量排除在这个区域外，将问题限定在中日两国这个范围内，降低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对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步好棋，将成为中国十八大召开之后外交转型的重要成果。

　　所以，争取合作，是钓鱼岛问题解决的理想走向。

　　三、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合作的难点（分歧）

　　第一，对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的实质集中在两点：一个是根据国际海洋法规定的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一个是更大的东海大陆架划线问题，三者关系是递进关系的，即钓鱼岛《专属经济区》东海大陆架划线。其实不论是专属经济区还是划线问题，都是中日在追逐东海油气资源的相互博弈。东海探明的油气存储量XX，谁对这一资源享有优先的开发权，才是钓鱼岛问题的实质。

　　第二，东亚庞大的的经济规模，使得其对尤其资源的依赖相当的大，任何关于资源的战略重要性的意义都会被最大化（无限制的放大）所以钓鱼岛周边的油气资源的作用，都被两国过度扩大化了，使得它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热点。

　　第三，历史因素亦或是民族主义。历史上日本对中国进行过侵略，这种心理上的创伤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记，甚至在当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相当比例的人有仇日情绪，而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在逐步抬头。

　　第四，美国的介入。美国在2011年以后对其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战略中心由中东、中亚转移到了亚洲，将60%的海军空军力量部署到了亚太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施加其影响力。

　　四、如何进行合作：

　　第一，经济往来和共同的利益是一切合作的基础。首先，日本应该抛弃其所谓的“政经分离”的外交策略，政经分离完全是不可操作和一厢情愿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因子，不可能单独成列。政策的变化促进政治的稳定，才是维护经济发展的保护伞。其次，中国应该根据自身在东亚经济中的首屈一指的地位，更加充分和合理对APEC进行运作（manage），超过ATP&TTP的影响力，将日本针对经济的政治活动更多纳入到APEC的框架下来，将日本慢慢地由美国向中国一方拖动和倾斜；

　　第二，对钓鱼岛问题进行小范围处理（非国际化处理），将除中日外的第三方力量排除在釣鱼岛问题外，这样做将使得信息交流和利益分配简单化，中日在如此小的一个范围内进行任何交流探讨以及合作拥有非常高的可能性；

　　第三，积极合理利用ASENA10+3机制，进行中日之间信息交流，建立一套针对东中国海的应急对话机制和HOTLINE，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针对中日目前紧张的政治局势，短期内东盟ASEAN10+3目前看来是一个非常适合解决钓鱼岛的平台，究其原因，因为东盟是一个中日都认可的，且相对客观的，而且也受到来自美国支持，美国希望东盟成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载体，发挥其ASEAN在处理亚太问题中的作用。

　　第四，中日可以寻求建立一套共同的能源储备机制，对钓鱼岛的争夺反映的是两国对油气资源的争夺，也是对能源危机的恐惧，根据KING（2010）的观点，建立一套共同能源机制，涵盖：1建立共同的能源信息交流中心，保证两国能源信息传达的通畅，对两国进行政治活动和战略决策尤为重要，降低“囚徒选择”出现的可能2储备油气仓储来因对国际油价波动和能源危机的负面影响；3加速两国新能源的共同开发和应用，日本多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加速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减少中日两国对资源的压力；4针对由中东经马六甲海峡到中国东海这一石油运输线的统一保护。

　　总结

　　中日目前在钓鱼岛问题是出于一个相对均势的状态。而且似乎有短期内不能解决的可能性，要将眼光放长远，着眼于长期利益。日本和中国是否可以作这样一个交换的可能性？即是日本通过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妥协来换取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对日本的支持，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脚步加快。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日本在钓鱼岛进行共同开发，带来两国深化的技术和能源合作，来换取日本对中国的经济、能源依赖和政治倾斜，使钓鱼岛共同开发成为一个中日新型关系的起点，将日本从美国的政治控制下拉拢过来。

　　作者：钟卫

　　第3篇：钓鱼岛争端问题与对策研究

　　钓鱼岛具有十分丰富的资源，对于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随着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安倍政权一意孤行致使钓鱼岛争端复杂化。因此，我们必须对钓鱼岛争端有充分认识，构建清晰、有力、系统的国家战略，强化对钓鱼岛的主权所有；同时坚决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有针对性的从实战化角度加快海军发展建设。

　　一、钓鱼岛战略地位与丰富资源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经济资源，它由钓鱼岛（主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共8个无人岛礁组成，位于东海，距温州市约356千米，距日本石垣岛北西约170千米、冲绳那霸机场西偏南约417千米，面积4.3838平方公里，周围海域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就其经济价值而言，钓鱼岛海底油气资源极为丰富，号称“第二个中东”，而且附近水域拥有巨大的渔业资源，是我国极为重要的东海渔场。就其战略地位而言，在我国海洋方向的“第一岛链”既是我国大陆外延的防御壁垒，也可变成阻碍我们进入太平洋、走向深海的进攻障碍，而钓鱼岛恰恰就在这“第一岛链”的正中位置，因此钓鱼岛对我国沿海方向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影响。总之，钓鱼岛对我国经略海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钓鱼岛争端由来与美国因素

　　钓鱼岛争端的核心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和与之相关的海洋权益划分问题。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主权属于我国。

　　钓鱼岛争端源于近代日本对我国领土的非法掠夺。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割占钓鱼岛。二战后，钓鱼岛应归还中国，但日美达成《冲绳归还协定》，美国别有用心的将强行托管下的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正是这一行为给钓鱼岛争端埋下了巨大隐患。2012年9月日本强行打破搁置争议，悍然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同年12月美国将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并强调钓鱼岛“处于日本实际控制之下”。可见，钓鱼岛争端背后一直有美国的险恶用心：力图凭借钓鱼岛争端斗而不破的局面实现离岸制衡、遏制中国崛起、驾驭日本。近年来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与美国“重返亚洲”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着必然的联系。此外，日本也乐于借助美国重返亚洲来遏制中国崛起，发展自身军力，走出经济低迷与二战阴影，成为正常国家。但是，美国深知利用钓鱼岛争端是有限度和风险的，最终难以满足日本“领土”主权诉求，并不希望完全介入钓鱼岛争端。

　　三、钓鱼岛争端前景分析

　　钓鱼岛争端在僵局中进一步发展，按照通常的领土争端逻辑推演，存在以下四种战略前景：

　　（一）全面冲突。这种前景最危险，在目前也最不可能出现，因为全球化时代中日与美国等国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全面开战不仅不符合中日美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不乐见中日再战。

　　（二）局部战争。这种前景同样不符合各方根本利益，在势均力敌情况下，双方一旦开打，必定都会损失惨重，这也是彼此难以承受之重。但是在互不妥协的情况下，钓鱼岛争端升级为中日海空局部战争的危险性不能完全排除。

　　（三）发生海空“碰瓷”。现在我国已经划出东海识别区，海监飞机和海监船已经进入钓鱼岛海域正常巡航，而日本舰船、战机也不时开进钓鱼岛海域“巡航”，一旦双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碰瓷”，由“碰瓷”转向局部战争的通道就可能被打开。

　　（四）“软着陆”。这种前景需要中日双方的政治智慧和冷静处理。通过多边或双边谈判等外交活动达成战略妥协，从而实现钓鱼岛争端“软着陆”，这最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四、应对钓鱼岛争端的国家战略

　　《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针对钓鱼岛争端，我们必须积极构建一个目标清晰、系统完整、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

　　习主席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仍处战略机遇期的我们必须紧抓机遇，加快发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钓鱼岛争端的根子在美国身上，目的就是让我们丧失战略机遇期：一方面钓鱼岛争端可能导致我国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从而影响国内大局稳定阻断改革开放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钓鱼岛与台湾、南海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对此有完全清醒的认识，全面审慎研究对策，做出适度但绝不示弱的反应，同时要有限则、有底线，妥协退让、消极避战不仅换不来和平，而且必将再次付出丧权辱国的沉重代价。钓鱼岛争端的核心是对其实施实际主权管辖，军事上必须有所准备，为此，我们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应对：

　　（一）继续运用国际法等手段强化主权归我，实现对钓鱼岛的渐进式实际控制。一是继续保持在钓鱼岛12海里范围内常态化维权执法。二是继续运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督促日本在国际法框架内信守诺言。

　　（二）寻求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与互信。地质上钓鱼岛是台湾大屯山的延伸，在钓鱼岛的主权、历史、地理等问题上，两岸立场是一致的。

　　（三）制定“钓鱼岛开发方案”，寓维权于开发。我们应借鉴韩国对韩日独岛争议的处理方法，及早制定台钓鱼岛开发方案。

　　（四）坚决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从目前美日军事力量的部署看，未来战争有可能会成为最后的选项，我们必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这样一方面可充分表明我们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另一方面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会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是我们促进钓鱼岛争端最终解决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最有力手段。

　　日本是一个敬畏强者的民族，同时作为一个岛国，空间狭小，资源贫瘠，其民族潜意识里渴望向外扩张，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点，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吸取甲午战败的教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构建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争取做到善战慎战而不惧战。近代史警示我们现代化军事变革必须更加重视海权，因为只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夺取制海权，才能获得战争主动权。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相比日本海军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我国海军虽然近年来装备建设发展迅速，但是相对缺乏实战经验，急需继续通过远洋护航等途径与时俱进大力加强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提升战斗力，同时需要在辽宁舰基础上大力发展航母舰队，从而将我陆上机场向东海和西太平洋东移，实现海上打击力量向东压制、战略空间向东拓展、进一步压缩日本战略空间的目标，为钓鱼岛争端的最终解决积蓄最有力的拳头力量。

　　作者：秦涛等

　　第4篇：两岸可联合宣示拥有钓鱼岛主权

　　据报道，台湾保钓人士将于5月登上钓鱼岛，以宣示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计划今后每年都要去钓鱼岛一次。用台湾“中华保钓协会”总干事黄锡麟的话讲：“态度比登岛更重要，我们计划今后每年都要前往钓鱼岛一次，把我们的态度告诉全世界。”

　　“态度比登岛更重要”，这话说得非常到位。只有不时透过官方和民间宣示主权，才能使国人时刻牢记“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让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顾忌。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人士曾多次发起“保钓”行动，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在钓鱼岛问题上，民间力量和海峡两岸官方的各自表态，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两岸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密切合作——双方共同表达态度、联合发表声明，比各自表达态度在国人和日本人眼里更重要。

　　根据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十六字方针，可借钓鱼岛问题拉近两岸距离，使宣示钓鱼岛主权，成为海峡两岸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取得最大共识的有力方式——没有什么比主权和领土，更能聚集国人的士气和民心。

　　马英九“政府”上台不久，台湾“内政部”正式批准“中华保钓协会”成立。马英九还向该协会成立大会发去贺电，赠送写有“和衷共济”的挂轴。他本人不仅在学生时代参加主张钓鱼岛主权的活动，前不久也重申钓鱼岛“是台湾的属岛”。大陆外交部也既明确又强硬地表示：“如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升级举动，中方将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日方对此应有清醒认识。”这是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发表联合声明的共同基础。

　　根据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原则，在钓鱼岛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问题上，两岸可先搁置存异，但在钓鱼岛绝不属于日本的问题上，两岸已有高度一致共识，这就是求同。两岸的海基会与海协会，如果发表强调“钓鱼岛不属于日本”的联合声明是有可能的，但不可回避的是“钓鱼岛归属于谁”的立场和措辞的表述。

　　不妨借鉴37年前，中美《上海公报》中“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的思维和表述，以“钓鱼岛属于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或“钓鱼岛属于中华民族”的措辞表达，这或许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双赢方式。

　　两岸就钓鱼岛问题共同宣示主权，会让两岸人民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空前的一致，这是促进两岸关系的难得契机。钓鱼岛主权不属于日本，应该是两岸人民在目前条件下的最大共识。通过这样的共同声明，对外宣示海峡两岸的领土完坚不受外来侵犯此后，如果还能举办两岸联合军事演习的话，意义将更为重大，可以打破外来势力通过挑拨两岸关系、从中渔利的企图。

　　还在台海两岸处于严重对峙时期，在南海主权上，两岸就曾表现过默契，1974年1月，解放军东海舰队4艘军舰赴西沙之战，因军情紧迫直接从台湾海峡通过。台军发现后向蒋介石报告，蒋说“西沙战事紧”。于是，台军不仅没有开炮，还打开探照灯方便解放军舰队顺利通过。

　　可见，早在30多年前，在涉及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两岸就曾默契配合。在两岸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的今天，这样一个联合声明是有可能的。况且，两岸今后还有共同开发钓鱼岛海域油源的设想；在正式开发前，也必须达成某种协议。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表述，是协议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由海协会与海基会发表一个共同声明，重申钓鱼岛的主权不仅现实、必要，也是为共同开发钓鱼岛海域油源协议作准备，这或将使两岸关系产生质变飞跃。

　　台湾“中华保钓协会”曾主张，加强同中国大陆等各地的活动家间的合作关系，努力提高台湾社会的钓鱼岛“主权意识”。因此，今年的民间保钓活动，可以考虑由两岸民间组织联合进行，这将更具有象征意义。

　　作者：宋强

　　第5篇：钓鱼岛事件的尺度政治与言论分析

　　2012年4月17日日本东京都知事宣称东京政府欲“购买钓鱼岛”，此举引发的风波不仅令世人震惊，也引爆了处于漫长“和平搁置时期”的钓鱼岛主权之争。在再度发酵的钓鱼岛争端的处理中，中日双方中央政府都试图通过尺度的把握与控制来引导事件发展、维护自身利益，因而本文运用尺度政治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此外，批判地缘政治学强调应对不同主体关于事物的表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与分析，中国外交部发言是达到政治目标的重要政治传播手段，因而将其作为中方对钓鱼岛事件话语表述的代表，进行言论分析。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弥补目前大多集中于法理、历史方面的钓鱼岛事件的研究的不足，以对钓鱼岛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并希望能借此为我国此后处理类似的领土争端提供建议。而在理论方面，将尺度分析的方法尝试性地运用于国家冲突的分析，试图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运用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言论分析）对国家间冲突进行研究，为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1文献综述

　　1.1批判性地缘政治

　　批判性地缘政治（CriticalGeopolitics）是20世纪70年代末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分支，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的反思与批判，将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与视角进行了补充与扩展[1]。其强调地缘政治研究是多元的，主要包含三种类型：应用地缘政治（PracticalGeopolitics），主要指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和政策执行人的地缘政治政策构想；正式地缘政治（FormalGeopolitics），主要是学术研究者的学理构建和战略性研究；大众地缘政治（PopularGeopolitics），即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在涉及地理、政治及两者关系问题时所形成的大众化视角[1]。批判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缘政治的竞争演变为知识和话语的竞争[2]，关注各不同主体关于世界的表达如何影响并作用于国家的判断和行为[3]。因而在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应强调文本研究，除了解表面含义外，还通过揭示文本、话语内存的矛盾和冲突去解构文本，挖掘深层内涵；其中，媒体、技术和全球政治经济均扮演了重要角色[4]。

　　G.óTuathail等以批判的角度对美国针对苏联的地缘政治言论进行了分析，为运用文本分析进行批判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实证借鉴[2]。而中国有关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起步不久，成果相对较少，且大多是对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理论发展进行梳理与总结。实证方面，陈玉刚等以批判地缘政治的视角对各类群体塑造的南极相关的概念、符号、知识体系和意义系统的深层含义进行了分析，并深度挖掘了各权力主体行为的实质意图[5]。

　　1.2钓鱼岛争端相关研究

　　钓鱼岛争端自产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已进行的研究中最为丰富的是基于历史学和国际法对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进行的探讨与论证[6，7]，这些研究为了解钓鱼岛事件的由来、进程及资料的收集、整理等提供了支持。

　　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主要在世界和谐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钓鱼岛争端对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延伸到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并试图为解决该问题提出对策。其中李开盛提倡在“非武力时代”巧妙运用多种手段利用自己的优势将“历史牌”、“主动牌”、“联系牌”等相结合，打“组合牌”使争端对方作做出让步[8]。此类研究为理解中国针对钓鱼岛事件的政策提供了帮助。此外，近年来国内针对钓鱼岛争端的舆论引导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主要研究在钓鱼岛争端的处理中政府对舆论的引导作用：如蔡尚伟等指出处理领土争端事件严峻考验政府的舆论引导力，在“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中国中央政府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层面入手对其共同形成的舆论潮流进行引导[9]。此类研究为分析中方在钓鱼岛事件中如何运用舆论进行尺度上推提供了资料和借鉴。

　　然而总体来说，对钓鱼岛的相关研究虽多，但对参与钓鱼岛事件的主体如何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使事件向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变与运用批判性地缘政治的方法对事件进行言论分析的关注与研究几乎未涉及。

　　2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由来与进程

　　2.1地理位置及战略价值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即钓鱼岛列屿）（日称尖阁列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边缘，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五个岩礁，分散于北纬25°40′～26°、东经123°～124°34′之间，其中钓鱼岛是面积最大的主岛，约4.3平方公里。钓鱼岛位于台湾岛与琉球群岛间的前沿位置，距中国温州市约356公里、基隆市约190公里，距日本石垣岛约170公里，并毗邻冲绳那霸空港约417公里处，正处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冲绳之中间位置[6]。

　　钓鱼岛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军事价值。对中国来说，其不仅在东海大陆外缘起到保卫国家安全的屏障作用，还对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具有重要意义；而日本防御纵深十分短浅，占领和控制钓鱼岛可将日本的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远300多公里，扩大其军事防御范围。

　　钓鱼岛列屿的资源、经济价值巨大，其海底是新生代第三纪的沉积盆地，拥有丰富的海底石油储量及金、银、钴、可燃冰等矿物资源；此外由于季风和黑潮影响，钓鱼岛的鱼类资源也非常丰富。

　　此外，钓鱼岛主权之争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对日本来说，真正获得钓鱼岛主权将成为实现海上扩张、成为亚太地区霸主的重要一步；对中国来说，钓鱼岛主权之争事关民族尊严；而对从未置身事外的美国来说，中日间关于钓鱼岛主权的纷争可成为削弱中国、日本战略地位的不定时炸弹，从而维护其在亚太秩序中的话语权及霸主地位[10]。

　　总体来说，钓鱼岛虽小，但具极高的战略价值与意义。无论从经济发展、国防安全还是政治的角度，都不难理解中日两国全力争夺钓鱼岛主权的原因。

　　2.2中日双方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主张分歧

　　虽然目前日本政府拥有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但中日两方政府都声明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双方主张与依据的争议点具体主要体现在地理、历史及法理方面。地理因素方面，双方主要围绕钓鱼岛列屿从地质构造上究竟是附属于台湾岛的大陆性岛屿[6]还是琉球本土陆地的延伸[11]而展开争论；历史方面，中日双方则提出各自的历史依据对钓鱼岛的历史归属进行争论[12]；而双方主张与依据最激烈也最关键的争议点则在法理方面：钓鱼岛的主权问题究竟应依据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款[7]，还是根据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1972年5月生效的《冲绳返还协定》。

　　2.3钓鱼岛争端的由来与进程

　　2.3.1钓鱼岛争端的由来

　　中日间钓鱼岛主权争端由来已久。1951年9月日美签署《旧金山和约》，将冲绳和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交予美军托管，中国拒绝接受和约的合法性，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已初步显现；而1972年5月美国正式将钓鱼岛施政权归还日本，中日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进一步升温；然而随着中日重新恢复邦交，为了两国和平友好发展，1978年中日两国决定将钓鱼岛列屿归属问题暂且搁置，此后钓鱼岛主权争端进入了“和平搁置时期”。然而，2010年9月7日，中国一艘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一艘巡逻船相撞，船上渔民受到非法扣留，钓鱼岛主权问题再度引起关注，主权争端逐渐显现出回温的趋势[13]。

　　2.3.22012年后钓鱼岛争端的发展

　　2012年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称东京政府欲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7月7日，日时任首相野田佳彦表示，为了“明确保卫领土的国家责任”，希望由国家出面签订购入合同；7月9日美国首次就日本购买钓鱼岛表态，称其是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自此中国重要报纸①上钓鱼岛事件的相关报道不断增多（图2），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关注。9月10日中国政府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同天日本政府通过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的方针，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9月14日，中国6艘海监船驶入钓鱼岛周围12海里海域，给日本带来震动。

　　9月18日在中国广州、深圳、南京、长沙、青岛等上百城市爆发的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后，钓鱼岛事件迅速博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新闻报道、报纸、网络上最热门的事件，9月份相关报道迅速升至393篇。此后中方的反制行动明显增多，12月13日中国海监飞机完成钓鱼岛海域巡航任务，首次实现海空立体巡航钓鱼岛，实现了中国执法公务飞机飞抵钓鱼岛上空宣示主权的历史性突破，而日本紧急出动8架F-15战机和1架预警机对在钓鱼岛海域飞行的中国海监飞机进行拦截。2013年争端有所降温但中日双方仍未松懈：3月12日起，中国海监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6月10日日美代号为“黎明闪电”的两栖夺岛联合演习正式展开；11月23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识别区涵盖了钓鱼岛、春晓油气田等范围，与日本划设的防空识别区发生部分重合（图1），引起日本抗议，美国也公开表态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14]。

　　从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可了解，自2012年9月份，尤其是9月18日中国反日游行大爆发后，钓鱼岛争端的关注度骤然大幅提升；中方实质性回应也增多、日方“单方管控”钓鱼岛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因而将2012年9月18日作为分界点，将“购岛”引发的钓鱼岛事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详细的尺度政治分析。

　　3对钓鱼岛争端的尺度政治分析

　　近年来国内多将尺度政治方法运用于多个利益主体博弈的社会事件的分析[15，16]。尺度政治分析法认为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势方往往会通过边界限定和压制弱势方的利益表达（尺度下推/尺度固定）来控制事件发展，而弱势方则往往通过直接斗争和动员来共同对抗强势方以冲破尺度限制（尺度上推）。其中动员——即借助第三方的力量进行尺度上推是较易成功的手段，它往往通过利用网络、表达、组建联盟等手段实现[17，18]。第三方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若获得第三方足够的支持，弱势方可能进行尺度转换，反制强势方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

　　本文将钓鱼岛事件划分为三个尺度层面，即国内尺度、双边尺度及国际尺度，参与主体为中国与日本的中央政府以及第三方，第三方涉及较广，主要参与的第三方为媒体、中国民众和美国政府。在此基础上，将主要从中方的角度探讨其如何把握尺度实现尺度转换。

　　3.1事件前期的尺度政治分析

　　自2012年4月17日日本东京都宣布“购岛”至2012年9月18日中国反日游行爆发为研究事件的前期。

　　在日本地方政府挑起事端两个月后，日本中央政府宣布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减少与中方的摩擦，“对岛屿实施更加平稳且安定的管理”[20]。然而无论日方的真实意图如何，这都使得钓鱼岛事件对视领土问题为国家核心利益的中国来说，成为了绝对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处于被动的弱势方的中国中央政府首先采取了直接斗争的方式，主要通过外交部声明表达不满及抗议；随着矛盾的激化与加深，中方开始采取一些实质的反制措施，如从法律层面上公布领海基线。而在日方发表国有化声明后，第三方美国立马表态“钓鱼岛适用于安保条约”，与日方盟友共同成为强势方。中方在直接斗争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开始通过国内媒体的报道，运用“表达”的方式对民众进行舆论引导，使国内民众联合积极进行尺度上推，以扩大事件影响范围。

　　我国民众所获得的信息大多来自新闻媒体，媒体在传达信息时的表述与角度都将对民众舆论起到重要引导作用。在尺度上推的过程中，中国中央政府对民众的舆论引导便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具有极高代表性与影响力，故此处以《人民日报》关于钓鱼岛的相关报道为依据，对前期媒体对此事件的表述进行分析。

　　借助中国知网搜索2012年4月17日至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钓鱼岛相关报道，共39篇。通过对这些篇报道的查阅，发现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主题：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及历史由来；中国官方对钓鱼岛事件的回应；中国民众（包括普通民众、专家）对钓鱼岛争端的观点与评论；对日方行为的报道（图3）。从图中可见，关于民众对钓鱼岛事件态度的报道最多，达23篇；而来源于中方官方的报道数量也较多，达8篇；而在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相关报道中，分别从历史、法理等多个角度证明“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不仅通过大量的报道引起中国民众对钓鱼岛事件的关注，还从多个角度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让人民坚信“钓鱼岛是中国的”；同时报道日方激化矛盾的行动，让国内民众意识到“日方行动的不合理”；另外通过报道民众的态度、专家的评论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加强对民众的引导，加剧民众对日方的不满。

　　而中方媒体对“表达”方式的运用也非常灵活，除了“反复灌输”的方法还采取了“第三方求证”的方法——“借用或操纵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来申明或证明自己的观点”，以获得舆论上的帮手[21]：在钓鱼岛事件的报道中，中国中央政府引导媒体报道其他国家有利于中方的消息，引导中国民众的判断。如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外媒：日本“购岛”损害中日关系，中方强硬出招》中称：“俄新社报道说，日本在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一直颇受邻国诟病，这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相关联，钓鱼岛一直是中日领土之争的重要问题。日本认为1895年以来钓鱼岛属于日本，而实际上早在1783年日本自己的地图上就能看到，钓鱼岛明显归中国所有”[22]。

　　这种舆论引导的结果直接体现在2012年9月18日中国上百城市爆发的大规模反日游行上。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活动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将口水战升级上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引起了全国内部的关注，也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外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幅报道。日本在主要大报头版重要位置都附带照片报道了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反日游行，显示出对游行的震惊。《読卖新闻》还分析：“在中国政府默认下爆发的大规模反日游行超出了政府的预料。导致事态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乐观地误读了购岛后果”[23]，也就是说日方并未料到中方会运用尺度上推的手法造成如此大范围的影响，未能及时实现尺度固定与下推，从而使得中国成功打响舆论战实现了反被动为主动的尺度转换，整个事件开始向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

　　3.2事件后期的尺度政治分析

　　2012年9月18日反日游行大爆发后，虽然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属于日方，但中方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在后期成为了占据主动的强势方。日方则在后期迅速转为弱势方角色，并通过引导国际舆论、寻求第三方国家的帮助进行积极的尺度上推。

　　作为日方的盟友，美国必然成为日方进行尺度上推时寻求帮助的对象。除了与美国展开军事演习；还多次在钓鱼岛事件相关问题上提及美国，放大美国的介入与帮助，试图“倚美遏华”：日现任首相安倍称，将不只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处理中日关系，而是要把中日关系置于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大战略中考虑[24]。针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举动，日方称“围绕中方本次发布的措施，我国正与同盟国美国展开紧密合作与协商，并将继续与关注地区稳定与安全的相关各国及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此外，日方还试图通过拉拢与中国也存在领土争端的东盟国家联手共同遏制中国：安倍积极出访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东京举办十国峰会。同时，日方一方面营造自己的弱势姿态，另一方面借中国采取的实质反制措施宣扬“中国威胁论”，试图博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帮助：2012年7月9日日本发表新版防卫白皮书，称“中国在同周边国家利害对立的问题上采取高压态度，出现可能引发不测事态的危险行动”；2013年12月11日日本外务省将官方网站上有关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宣称视频（视频中对钓鱼岛为“日本固有领土”的根据进行了说明）的语言增加到了9种。

　　然而第三方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美国虽然表面上声援、袒护日本，但钓鱼岛事件进一步升级对美方并无益处，美方实际上进行了尺度下推：只“承认钓鱼岛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在关键的主权问题上态度却一直模糊暧昧，称“美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不持立场”、“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而作为旁观者的东盟各国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也在事件的处理中进行了尺度下推：10国峰会期间，日方本想与东盟各国发表共同声明遏制中国，然而最终与中国有关的字眼都被删除，使得这份共同声明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温和指责”[25]。

　　反观中方，在占据舆论制高点后通过实质的反制行动与强化尺度边界，成功遏制日方进行了尺度转换。具体表现在回应日方对中方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抗议上称不接受日方交涉，表现出强硬的回应态度；在应对第三方上多次明确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美国不要插手钓鱼岛问题、“敦促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钓鱼岛问题”；针对日方示弱试图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的举动，中方则打出“历史牌”，提及“二战”并抓住日方“否认历史、拒绝认错”的态度与言行，引起二战中受害国的共同愤怒，打破其营造的弱势形象。

　　总体来说，在钓鱼岛事件的处理中，中国中央政府应对积极。在事件的前后期根据角色的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对尺度的把握与控制较为成功。

　　4钓鱼岛争端的相关言论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是中方重要的公开外交方式，其言论代表中方对钓鱼岛事件的表达，因而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以从其发言中了解中方隐含的政策动向。

　　将中方外交部自2012年4月17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发言表态收集并建成语料库，运用WordsmithTools分析事件前后期（以2012.9.18为分界）中方官方发言的高频词及其词频，为挖掘话语和权力、意识形态间的构建关系等语言的深层研究提供依据。对WordsmithTools词频分析的结果进行整理，将“的”、“和”、“在”、“是”等非实义词去除、并将“中国/中方”及“钓鱼岛/岛屿”这样研究意义不大的词语去除，最终将事件前后期词频最高的8个词语以表格形式（表2）列出[26，27]（详细词频分析结果图可联系作者）。

　　通过Concord（语境共现检索工具）对应高频词在文本中出现的语境，将得出的高频词分类：领土、主权、问题为中性词；而附属、固有、非法、维护、自古以来、有关国家、历史为强势且遏制倾向明显的词语；发展、和平则为积极、友善倾向的词语；维护这一词语前期主要在“维护国家主权”的语句中出现，而后期“维护中日关系/地区安全”等语句也大量出现，因而在前期将其视为遏制倾向的词语，而后期则将其划为积极倾向的词语。

　　从前、后期高频词的对比可明显发现事件前期遏制倾向词语较多，而后期积极倾向的词语逐渐变多，甚至超过遏制倾向的词语数量。且前期的遏制倾向词语运用的“固有”、“非法”、“自古以来”等虽然更强硬但主观性过强、说服力不高；后期遏制倾向词语虽少且较模糊，但“有关国家”不仅对美国还对任何试图与日本结盟的国家提出了警告，而提及“二战”历史及日方如今对二战的态度，不仅打击了日方营造的弱势形象，也再度引起二战受害国的共同愤怒。总体来看前期较慌乱、实质有效措施较少，且为了有力上推尺度态度比较强硬，这种外交上强硬但无说服力的言辞可能引起别国的反感；而后期外交稳住阵脚，发言态度变得缓和但话语切中要害，在有力的同时还营造了良好的大国形象。前后态度的变化也能反映出虽然中方目前已占据主动，但中方仍持愿以和平的外交谈判方式解决钓鱼岛事件、但在外交上也绝不会轻易退让。

　　5总结讨论

　　中国是一个陆地和海洋复合型大国，周边情况十分复杂，目前较严峻的是中印陆上争端、中越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从目前形势看，这些难题不仅短期内解决无望，而且趋于恶化和复杂化；再加上由于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中国充满了防备，这都对中国的发展和周边关系的处理带来重大考验。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在处理国家间冲突时，外交战无疑至关重要；虽然很难通过尺度的控制与把握完全解决复杂的领土争端，但合理利用尺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在外交战中占据主动、维护自身利益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钓鱼岛争端的尺度政治分析认为，在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中，由于国与国之间关系复杂、利益牵扯较多，在纠纷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通常选择从自身利益出发，很难持明确立场，建立有效、牢固的联盟，因而寄希望于第三方国家的帮助来解决领土纠纷问题很不明智。

　　而充分利用舆论引导事件发展则是较有效、可靠的手段，可借鉴在钓鱼岛争端中所采取的利用内部媒体、通过“表达”来抢占舆论制高点。但在钓鱼岛争端的处理中中方在国际舆论上的表达不够有效，在其他争端的处理中，应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以避免在国际舆论中的弱势地位；处理中还应注意维持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处理好国际关系，防止弱势方或其他国家别有用心的大肆渲染、传播“中国威胁论”。

　　总体来说，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这类重大敏感的问题时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外交层面上绝不可放松。这要求我国在维持自身的强大、提升硬实力的同时提升软实力，夺得国际话语权、并学会运用科学有效的舆论手法来提升国际舆论引导水平，合理引导国际舆论，避免在国际舆论中的弱势地位，使事情向有利自身的方向发展。

　　作者：贺小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