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跨界民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同问题，即跨国民族的认同与其认同带来的国内政治挑战与国际政治问题，诸如主权和归属；二是讨论地缘政治影响，认为跨界民族治理关系国家安全特别是边疆治理的有效性；三是针对移民问题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移民身份以及在融入主流社会中带来的经济困难等因素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复杂和有效程度。笔者认为，以上对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且只坚持了国内政治层面的考量，所关注的问题领域大多集中在国内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层次，没有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而且在研究方法中，大多单向度的考察政治或者文化观念因素，没有运用综合的角度和理论分析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诸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只是从国家—国际体系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将国家视为主要的和单一、稳定的行为体，无法将跨界民族纳入其分析框架和问题领域。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树立跨界民族的知识谱系，应该把跨界民族纳入一种历史的结构中，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立跨界民族的分析框架中，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一种历史和辩证地分析框架。因此，笔者采用国际关系理论中考克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图用批判视角分析跨界民族问题。

　　考克斯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被称为批判理论，他认为西方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立的理论框架只是为了维护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并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只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solving-problemtheory）。而如果要解释世界秩序和体系的变化，则需要用批判的理论（criticaltheory）去建立一种历史的结构与框架。考克斯认为历史的结构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国家、阶级和宗教甚至民族都不是真正的实体，但是它们反映了人的状况。它们是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于无数个人所共有的主观思想中，并构成了人的社会世界，它们的客观表现就是规范着人的行动和结构。跨界民族首先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不论是国际关系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也只能在社会问题中进行综合考量。不同的社会力量会影响国家结构甚至是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作为社会力量的跨界民族与国家、国际体系的互动才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笔者根据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制度权力分析模型与社会、国家、国际体系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问题，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内。

　　一、跨界民族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跨国性生产的影响，按照国家阶级结构之外或之上存在着一个全球阶级结构的说法来进行思考，越来越切合时宜。市民阶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切割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使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当社会力量与历史集团超越边界试图突破原有制度框架时，也会动员使用权力和寻找来源于历史的合法性。笔者用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与制度分析框架来探讨跨界民族的问题产生机制与因素互动。考克斯批判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政治复合体，而不是将其分裂，并且要关注历史变迁的持续进程。

　　（一）物质与生产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物质能力是生产性和摧毁性的潜能。正如依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和边缘地带。中心国依靠技术壁垒和资本使其在全球经济和生产中始终处于“剥削者”地位，而边缘地带由于发展的阶段性暂时无法突破生产上的鸿沟。一般学者经常用经济民族主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潜在地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混淆，从而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对跨界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经济全球化将所有地区和民族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并且要求劳动力的同质化。跨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分工甚至是一国生产体系内的分工中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全球化则会加深经济的不平等性从而造成贫困的再生产。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少数群体可以根据国家和政府提供了高福利来缓和这一经济发展造成的鸿沟，但是，在处于边缘地带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局限，容易因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扩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跨界民族和少数群体经济上的总体落后局面。

　　（二）观念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间的共有观念，一类是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殊观念，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有观念则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温特甚至指出，马克思定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不仅仅用了物质的“生产力”概念，还用了观念上的“生产关系”概念。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无法达成有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统一认识。现代主义者通常认为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现在所谓的民族观念。①而原生论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将民族属性诉诸历史、文化因素，积极寻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在沟通观念和共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知识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民族精英与知识分子可以沟通一般民族成员的共有观念，能够起到凝聚共识的正面作用与增强隔阂的反面作用。②民族主义的研究证明了民族的属性是层次性的，民族主义可以被强调成凝聚国家意识的国族民族主义，也可以塑造成危害的族群民族主义。

　　（三）制度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制度化是一种将具体的秩序“稳固化、持久化”的手段，反映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制度是特定观念和物质权力的混合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了观念与物质权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通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根据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跨界民族因为自然的边界处于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在跨界民族群体中能够自然地被比较和选择。不当的政治、经济制度会引发群体的不满，从而加深了矛盾与隔阂，从而给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造成潜在挑战。

　　综上，考克斯的权力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一种行动框架或者是历史结构，它的动力机制是综合性，不能简单地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诉诸单纯的经济问题、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二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不能简单将政治行动与经济领域相联系，也要承认政治行动离不开伦理与文化的有效支持。三是要将时间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不同时间阶段的问题是物质、观念与制度三种因素的不同力量对比。我们要根据跨界民族问题的不同阶段去分析到底是何种因素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适时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二、跨界民族问题的层次分析

　　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如新现实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都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概念，并强调体系的作用。新现实主义出于分析的需要，将各个国家视为结构同一、功能相似的单位，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而建构了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出于维护国际机制及相互依赖的经济，霸权的稳定是合理与必要的。虽然新自由主义提及了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但是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的框架。建构主义强调了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分析的层次也只限于国际社会与国家两个层次。考克斯的批判理论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结构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最大地突破则是将社会层次加入分析层面，由此，考克斯引申出了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方法。用考克斯的国际理论层次分析可以突破原有国际关系中两个层次的传统分析方法，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丰富了国际参与的主体和层次，有助于我们分析跨界民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问题领域。

　　（一）跨界民族与社会

　　考克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亮点之一就是打破了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国际体系两个层次的分析，引入了社会层面的分析，而社会层面的力量中不仅包括传统的阶级力量，还应该包括民族的因素。当下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重视跨国阶级，而且应该更加关注种族、性别、民族等因素，这有助于改变单纯依靠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考克斯也承认，“民族和宗教及其象征的利用”也是影响阶级产生作用的因素。笔者认为，作为少数群体的跨界民族或者是移民，在融入主流社会中都会遇到问题，典型的问题在经济上表现为就业困难与低收入问题；文化上则包括了认同问题与文化的边缘化。考克斯认为，生产过程中存在边缘化的生产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了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边缘化有合法的形式，也有法外或非法的形式。法外的形式指逃避法律规定和不遵守法律的形式，非法的形式则指犯罪组织的活动。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隐蔽经济。而在文化上，考克斯认为社会对移民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典型的问题表现为经济上和文化上占主流的社会群体对边缘群体的文化排斥导致了边缘群体社会融入困难，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二）跨界民族与国家

　　考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体现了对少数民族以及土著民族的认同政治的关注。考克斯认为国家承担起了协调国内社会压力与世界经济需求之间张力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应对国际体系的一种反映，国际体系使得国家国际化。而不同的社会历史集团，比如跨界民族，由于经济发展与观念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权力分配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国家的组织形式。考克斯认为国家的形式来源于两种力量的结合，一是历史集团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二是世界秩序的宽容程度。跨界民族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上，还是在世界秩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现的形式就是民族自治地区与民族自决权的运用，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改变着国家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认为跨界民族在国家层面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再分配与政治安排（如民族自治）的相关政治安排。

　　（三）跨界民族与国际体系

　　跨界民族的国际体系层次分析是将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纳入国际体系中。而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体系也会引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塑造，最突出的例子则是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在此我们不需要分析民族自决权的价值判断、运用原则等问题，只是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领域中，而国际体系的跨界民族问题领域还应该包括政府间合作组织对于少数群体贫困的经济扶贫、国内少数民族的国际化等问题。

　　当下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民族冲突以及一体化与碎片化持续发展，经济不平等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都反映了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问题。而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曾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太关注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义务就是努力实现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当然他们也认为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通常寻求所宣称的国家利益，而且每个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解决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但是革命斗争只是以国家为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以国家权力的获得而告终，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和抱负是国际性的。可见，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主要涉及国家忠诚与政治共同体的范围问题。

　　而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思想，坚持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思路，但是他将社会因素引入国际政治中来，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中对于民族现象的分析仅限于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研究的问题领域与议题的缺失。我们认为，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产生问题的动力机制在于物质因素、观念因素与制度因素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在社会、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中产生了跨界民族的问题领域。在政治实践中，我们也因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考量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机制，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路径针对跨界民族不同问题领域中的问题进行消解，而不是采用单一的手段和途径应对跨界民族问题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参考文献：

　　[1][美]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加]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来源：学理论·下 2016年10期

　　作者：陈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