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理论，一定得是彻底的理论。所谓彻底的理论，即是能抓住事物之根本的理论。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论，人们对于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凡所遭遇才不会多为所困。另一方面，无论是谁，抛开勤勉程度不说，因于自身识力及构思才能，也限于历史画轴在彼时对他（她）而言的只能是迄今的展开，其所提出的理论或主张，均难免失当。也因此，任何后人都无由对前人的思想贡献横加指责。后人需要做的只能是，对诸历史事实的转变做出新的无负于自己时代的概括，当然这意味着需要将前人的结论在必要的情形下加以修正，使得过往以体系呈现的各种学问能够在指导思想、体系框架以及具体内容上变得更加确当。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考虑到其在研究对象上有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现实中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往往不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只要不无情怀地在密切关注着他（她）自身所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那么对他（她）而言，社会科学的更确当化，便必然地具有主体对向性，也就是说，当他（她）对一门社会科学提出更确当化要求时，他（她）理当让这门社会科学更多更合理地包含他（她）自身所在国元素。

　　本文将要谈及的对象是目前中国社会通常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这门学科已经是极确当因而是不再有更确当余地的科学了，但我想说的是：这些人的这个看法其实仅仅是并不定睛观察对象以及并不认真思考有关问题时的产物而已。

　　作为中国人，无论是谁，在寻思让政治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更确当化时，就一个方面，自然地并不是要让政治经济学表面地一般地富含某国元素，而是要让政治经济学切实地特殊地富含中国元素。

　　一、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之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首先由马克思将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经济学进行确当化构建的结果。马克思的这种构建，因突破了旧有政治经济学从不关注特定的一种生产方式是怎样由于内在矛盾而必然地变化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思维局限，毫无疑问，是经济学领域里迄今所取得的最为光彩夺目的划时代成就。不过，依今天的眼光，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俄罗斯以及其它国家的实际发展，尤其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有进一步调改以使其变得更为确当之必要。

　　就指导思想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的引导史观上的最为光辉灿烂的发现。因为有了唯物史观作引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与别的经济学突出地区分了开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才特别地可贵。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首先表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唯物史观，只是由年龄尚在二十几岁的年轻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代表受压迫阶级利益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直至当时的历史上的经济关系以及当时社会斗争的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恩格斯虽于晚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一者，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考察总还是较多地偏重于现象学一面，二者，恩格斯之后，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它在俄罗斯、中国及其它一些国家，首先是被迫强行进行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而后东欧的一些国家及俄罗斯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了相反方向的变革，中国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生了直至今天仍在不断扩展推进的所谓体制改革，它们自然均不曾为恩格斯更不曾为马克思所了解。生活于今天的我们，拥有比恩格斯和马克思更好的观察条件，应当而且也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世界历史之进动做出更好的解析，得出更具历史贯穿力的结论。事实上，也只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现实应对面讲，我们才能凭以构建新一代政治经济学，用以前瞻性地指引、指导我国的现实前进步伐，说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发生、发展历程，真正肯定“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

　　就逻辑主线而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难言理透、自然。拿逻辑主线在教材中的篇章铺陈讲，现行政治经济学除了单讲资本主义部分的教材，如王元璋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外，都还会在资本主义部分外，另列入“社会主义部分”。列入的方式大同小异。有的是在教材的第一、二部分，依序陈讲资本主义部分及社会主义部分，这类教材较普遍，在国内近些年较流行的计有蒋学模、史正富分任主编、副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程恩富任主编、周肇光、徐惠平任副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刘诗白任主编、刘灿等人任副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有的则是在教材第一部分先布置一个概讲市场经济之通则的所谓“导论”或“一般理论”，然后再依序分讲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这类教材举其重要者有宋涛任主编、顾学荣等任副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吴树青任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有的则是采用将原属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植入资本主义部分的相应条目下，即采用所谓“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进行阐述，这类教材有程恩富、冯金华、马艳任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荣兆梓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但教材篇章之铺陈不管是采用以上哪种方式，对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总会面临这样一个疑问：理论上教材是凭什么要在资本主义部分之后接入社会主义这另一部分内容？特别在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上又该如何回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的时继关系？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问题，教材一面，还得依据在我们时代重新概括的唯物史观，对有关体系结构做出重大调整方可。

　　就具体内容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有进一步修正、补充及完善的必要。第一，作为政治经济学之蓝本的《资本论》，其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七小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的有关剥夺理论，实际是马克思基于他和恩格斯各自独立发现并共同持守的唯物史观，以及他本人对资本集中在世界范围的未来展望、对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作了充分估计而提出来的。作为后来人，我们有责任据今天可能重新思构的更具历史贯穿力的唯物史观，将上面提及的马克思的剥夺理论及其逻辑基础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加以调改。值得指出的是，作了这一调改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它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在辩证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或者说，在“活的灵魂”上，仍然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辟的思想道路上走出来的。另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内容上绝大部分又还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之借鉴。这也意味着将来新一代政治经济学在构建方法、逻辑起点以及部分地在逻辑主线诸方面都还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继承。第二，政治经济学对一定时代一定生产方式的考察，不应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应当包括具有这特定生产方式性质的服务的提供，尽管就一定社会的存续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关于这点，国内不少教材都已经注意到了。第三，狭义地作为对资本时代特定生产方式展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理想的内容体系，应参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导言最后部分所提出的写作计划[10]P50。具体方案，下文将作交代。此外，内容上还须注意以下方面：一是让政治经济学更多更合理包含中国元素的问题；二是切实回应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的有关批判的问题；三是纠正国内部分学者对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的地位误读以及有些人在这种误读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问题；四是充分注意并恰切糅合现代西方经济学之供求理论，从而一定范围较为科学合理消解我国理论经济学之“两张皮”的问题。

　　二、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需着重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之使命定位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之使命定位问题上，马克思撰就的《资本论》与恩格斯早在1844年——请注意恩格斯时年仅24岁——发表的，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德国人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无二致，实际都是要“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但从今天的角度，站在让政治经济学更为确当化的立场上看，是不是应该将政治经济学的使命进一步限定为“过问私有制的无条件合理性”？

　　（二）作为政治经济学之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要不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问题

　　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蓝本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说：“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1]P37-38。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做过两次比较集中的阐述，一次是马克思单独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的，另一次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做出的。安启念通过比较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虽然用语、概念成熟，但却是1845年春天以前马克思的尚未成熟的思想，相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虽然用语、概念是不成熟的，但表述的思想却是全面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成熟的思想。安启念由此认为“建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仍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不同于安启念的上述看法，笔者认为就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的唯物史观，就是他用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至晚年的思想，我们并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个经典表述说成是马克思的尚未成熟的思想。你很难想象马克思会用在他本人看来并不成熟的思想来持续指导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并非是要依据前述两处表述来建构唯物史观的新的经典表述，而是要根据世界历史越来越宏阔展开的进程，通过遵循马克思关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中的内在联系”的指示，尽可能对各国历史做精研细究，通过尽可能吸取包括中国古代哲人思想在内的各国各代哲人智慧，通过学习唯物史观重要创建人之一恩格斯晚年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所展示的自省精神，再结合恩格斯在晚年著作及书信中做出的有关论述，对唯物史观加以发展和完善。至于究竟怎么发展、完善，本文限于篇幅及题旨，便不予展开。总之，“唯物史观理论是探索性、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它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保持其长青的活力。唯物史观发展的道路是曲折起伏的，它要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三）更确当政治经济学之构建方法、逻辑起点及逻辑主线问题

　　政治经济学从狭义上讲，是研究资本时代特定生产方式的一门科学。《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核部分，研究的便是资本时代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我们这些处身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拟构建的更确当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自然是当代中国的在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方式。对这种经济学，就构建方法而言，仍应当借鉴马克思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因为唯有这种方法才是“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经由它才可能对现实经济的深层而非表面的外观进行深刻分析。诚如罗雄飞所言，这种方法相对说来的优点，还体现在其中的“上升”行程可以“不是在一个稳定不变的环境中简单地返回，而是通过约束条件的放松逐步落实到现实经济关系层面”，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主动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程，可以在生产方式一定或稳定地生成着的前提下，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并且，由于它首先把握了内在本质和最一般规律，特别适合解释经济运行的总趋势、总联系，并从相互矛盾着的现实经济关系中找出主要矛盾，制定总体方案。”至于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另一种体系构建方法，即基于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因是围绕研究主题、假设、准则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故只擅长于对社会表层运动的实证分析，当然，也应该承认，利用数理模型展开对资源配置的市场过程分析是它的长处。但是范式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展开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型“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倾向”，对社会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就逻辑起点而言，服从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框架面的起点应是“资本时代”这一范畴。至于具体内容面，作为“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这部分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应是“商品”。关于逻辑主线，为使政治经济学更多更合理地包含中国元素，笔者认为应借助新的更具历史贯穿力的唯物史观，从资本时代以及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出发，顺下谈到当代中国社会最初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以及后来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改革。由笔者设想的，关涉逻辑主线的具体铺陈方案，请见本文第三部分。

　　（四）怎样理解和认识《资本论》中的“生产价格”概念以及“转形”问题

　　一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再联系资本逐利的本性，便必定会有“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的问题。着眼于解决这一问题，在思维的行程中，为便利起见，马克思从不同工业部门间通过资本转移或流出而进行的竞争的角度，提出了“生产价格”这一概念以及“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思想。不过，逻辑上，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仅仅依靠“生产价格”这一概念以及“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思想便能解决前述问题。“生产价格”这一概念以及“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思想虽然有必要提出，但真正重要的仍还是在思维有了“生产价格”这一结晶之后怎么继续前进解决前述问题。请注意，这里确有继续的必要！因为转形后的生产价格除中等有机构成的部门产出外，都并不等于价值。对此，马克思本人倒是有过深刻考察和分析的，他说：“对中等构成或接近中等构成的资本来说，生产价格是同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利润是同这些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一切其他资本，不管它们的构成如何，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和中等构成的资本拉平。但是，因为中等构成的资本是同社会平均资本相等或接近相等的，所以一切资本，不管它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的价格来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力求实现生产价格。”[20]P194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或纠缠的却是所谓“转形”问题，即被一些人认为是个问题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问题。须不知，这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事实上，这里“芝麻”的问题还真不是个事。“转形”问题之存在，就在于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第九章中以数字图表形式提供的具体转形方案不能成立。他们认为马克思在那里只转形了产出价值，而没有同时转形投入价值，故而在价值转形问题上按一些人说的“只走了一半”。笔者认为这些人的责难事实上毫无道理。因为：既然产出的价值须“生产价格”化，则投入的价值自亦须“生产价格”化，因为本期的投入一定是上期的产出。但是，从本期开始往前追溯，只要追溯的历程足够长，我们就能来到这样一个生产时期，权称为“始原期”，在此时期，于各种作为产出的生产上单只消耗了活劳动，若照样计以资本有机构成，则各种产出在生产上的这个比例都同为零，此种情形下，各种产出的价值本身原就是能保证各产出生产的利润率相同的“生产价格”。故而这个时期的产出的价值是无须“生产价格”化的。如此，就下个时期说，我们只须将产出价值加以转形即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以数字图表提供的转形方案，严格讲，当仅限于此一时期。而自此期往下，从逻辑上说，无论我们观察哪一期，虽然不将投入的价值“生产价格”化，可能与把投入价值“生产价格”化，在对各产出价值的“生产价格”化结果上造成差异，但无论怎样，总劳动价值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只要从始原期考察过来，当可知都总还是相等的。笔者在这里提及的“始原期”概念，实际也是合于马克思的有关看法的。例如，马克思就曾讲到：“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

　　关于这里“西瓜”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及，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有过考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大的实际上关乎劳动价值论之命脉的问题上就无事可做了。我们完全可以且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实际，结合除价值规律之外的更多规律或原则，对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加以补充和完善。

　　（五）怎样对待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

　　前已指出，马克思在回答“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形成”的问题时，除了提出“生产价格”概念以及“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思想外，还进一步特别关键地提出了“一切其他资本，不管它们的构成如何，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和中等构成的资本拉平”的见解。不仅如此，思维缜密的马克思还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专门谈到了使得各部门资本构成拉平的所谓“竞争压力”。在这里，马克思专门从概念内涵面论及了供求问题。我们知道，“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概念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部分为了解决市场价格或资源的市场配置问题而严密建构的枢纽性概念。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部分在此面的分析，包括对市场价格及资源的市场配置的分析，都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例如说，它对消费需求的分析，早先是基于古典偏好理论，借助于效用概念，利用基数效用最大化下与边际效用有关的戈森第二定律，或序数效用最高化下的边际替代率与经济替代率均等原则进行的，晚近则是从显示偏好理论出发进行的。它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分析以及对各种产品的供给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原理的基础上的。它的这种从人性或所谓“经济人”假设出发所进行的分析，推理是较为严密的，概念也是较为清晰的。当然，不用说，它的这种分析也不是没有庸俗之处。例如，它的直接从人性出发展开的分析，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经济关系的分析，因而，也是一种难言科学的“想当然”式的分析，比以几何，则只能说它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欧几里德几何。仍拿供给与需求二概念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既没有恐怕也不会说出马克思说过的以下一段话：“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卷正是科学地分析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貌的关键。至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部分，以凯恩斯发表于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蓝本的这一部分，据凯恩斯自己讲，非是研究资源配置而是研究资源利用的一门科学。但是，它的那种研究，从内里看应该说是唯心的，因而也是非科学的。它实际上是主要依靠几个看似有理的“心理规律”，给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进行了一个看似有理的“解释”。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我们应当辩证地对待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应视其中的某些内容为政治经济学之有益补充，从而在一定范围较为科学合理地解决我国当今理论经济学“两张皮”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批判其中的非科学的想当然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基本立场上，从追求科学性及深刻性出发，我们尤其应该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总体概貌保持一份清醒的认识。政治经济学对一定经济体的分析是根本维度、本质层次的分析，是对决定这个经济体之一切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分析，基于这种分析，它能对所分析经济体的未来动态有一个科学的预断。与之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无论是否把产权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算在内，都仅仅是对一定经济体的表层或现象层次的描述性解析，它们都只能在“地震”来了的时候才能知道发生了“地震”。

　　三、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从教材角度讲应当包含的主要内容

　　前已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主体对向性的科学，故就我们这些处身于中国的人来说，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自然应当着眼于让这门科学更多更合理地包含中国元素。基于此，从教材撰写角度讲，较理想的方案应是基于可能思构的更具历史贯穿力的唯物史观，参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最后部分所提出的“五篇”写作计划，通过特别观照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来写。以应当包含的内容言，笔者觉得当设如次九章：第一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指导思想、研究对象、任务、构建方法及体系；第二章：唯物史观表述简史；第三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第四章：资本论——关于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第五章：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第六章：资本时代被迫强行型公有制社会与国家——中国情形；第七章：现时代生产的国际关系；第八章：现时代世界市场和危机；第九章：共产主义社会——久远之后的世界。其中，第一章属导论性质，毋庸多说。第二章介绍唯物史观表述史，一面意在说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唯物史观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二面意在引出在全书具有统领作用的具有历史贯穿力的新的唯物史观。第三章紧承第二章，它是全书框架层面逻辑起点“资本时代”之所在。第四章是自然上承第三章的一章，也是开启下面各章的关键。第五章顺承第四章，主要讲资本主义国家随资本逐利本性及国内矛盾而来的外向扩张本性及过程，此章也是具体开启下面各章的门径。第六章虽近接第五章，但由头实不离第二章介绍的新的唯物史观。它是让全书富含中国元素的重头戏所在。主要应围绕被迫强行型公有制建立的背景、建立过程、建立后的问题以及有关制度的变革来写。第七章介绍现时代生产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主要应从改革开放日渐深入的现时中国视角来写。第八章从世界经济角度介绍不断有新时代特点的经济危机及对于现时代危机的国际应对。第九章简要说明久远之后的世界一定是共产主义世界的怎样是、为什么是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是。它既是全书的收结，也是对前面介绍的新唯物史观的一个呼应。

　　四、结语

　　本文提出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自然先行意味着对现有政治经济学的这样一个看法：它并不完美。所以，如果有人因此而感到不快，那么笔者除了请他（她）再次聆听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人之一的恩格斯的教诲，将别无它法。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此外，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导论中的如次一段话或值得记取，我想本文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它的一个呼应：“在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是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区分清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继承什么、发展什么，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抛弃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有构建，即有废弃。这是由不得的事。

　　作者：陈志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