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研究

　　所谓的新型职业农民，其实就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管理技能，并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从业人员，其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加强对该类人员的培训，则能为我国粮食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保障，并能有效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1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目标

　　孝义市位于吕梁山脉中段东麓，辖区内有379个行政村，人口约49.0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31.9万人。全市拥有3.578万hm2耕地，粮食播种面积约2.79万hm2，产量达27927.6万斤，全市农民人均收入12244元。从2014年开始，孝义市开始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2014年及2015年分别制定了341人和200人培育任务。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要，当地政府以孝义市农民培训中心和孝义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希望通过培训完成生产经营能力强和综合素质高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打造，以便为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并推动孝义市农业经济的发展。

　　2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措施

　　2.1采取多元化的培训方式

　　孝义市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上以“固定课堂”为主，同时采取“流动课堂”和“田间课堂”等多种培训方式。通过采取“固定课堂”培训方式，则能组织专家进行理论授课和集中答疑，以确保人员培训质量。通过采取“流动课堂”和“田间课堂”等培训方式，则能使培训从课堂延展到田间地头。目前，孝义市已经完成了现代农业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实训基地，并组织学员在这些基地进行实习操作。此外，目前孝义市实行“农学结合”分段培训，即根据农时季节组织培训工作，以确保理论教学能够与实践教学充分结合，进而达成学习、生产“两不误”的目标。而通过采取传统授课、多媒体教学、现场讲授等多种培训方式，并完成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的配备，则使培训效果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2.2为培训提供多重保障

　　为确保培训质量，孝义市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上出台了培训对象遴选标准，通过开展深入摸底工作进行培训申报人员把关，以免盲目进行受训人员选择；孝义市培训机构在征求农民意愿和结合当地产业实际的基础上完成了培训内容的制定，为培训学员提供了包含公共课和专业课在内的多种教材；在师资力量上，通过加强与涉农院校的合作，当地指定培训机构吸纳和聘请了大量农业方面的专家及技术能人，完成了层次多样和专业齐全师资队伍建设[1]；为确保培训效果，培训机构结合培训专业完成了合理培训时间的制定，确保引领带动型和生产经营型学员授课时间分别不少于100课时和60课时，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学员授课不少于35课时。

　　2.3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上，孝义市培训机构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的结合到了一起。在理论培训上，紧密围绕生产实际和农业生产所需进行培训内容的讲述，并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学员提问缩短了理论与实际的运用距离，以确保培训内容能够被切实有效运用到实践中。在实践教学中，则采取了教师示范、学员相互交流与学员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不仅组织学员进行实习基地观摩，还在基地指导学员进行实践操作，以便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术。在培训内容上，则对农业项目申报、农产品认定、支农惠农政策等与现代农业生产密切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讲解，所以能够更好地帮助学员掌握产业动态和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2.4确立长效培训机制

　　为确保得到培训的人员能够长期保持较高的素质水准，并且能够做到保持技术过硬，孝义市培训机构还完成了长效培训机制的确立。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学校在培训结束后进行了QQ群、微信群等多个平台的建立，以便为学员学习新技术和了解农业生产信息提供平台。借助该平台，学校也能完成学员的产前、产中与产后跟踪，以引导学员实现科学的生产经营。

　　3结论

　　从孝义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情况来看，连续3a当地的培训中心都顺利完成了培训任务，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和生产经营型农技人员，从而为推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吴颖惠

　　第2篇：教育公平视阈中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问题与对策

　　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破解“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难题的关键。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1]为此，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的顶层设计及财政支持力度，将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给广大农村居民，力图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带动农村产业发展，从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却没有完全体现出“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许多农民受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培训机会，享受不到同等水平的培训质量，进而无法达到结果公平。从教育公平视角探讨职业农民培训中的现实问题及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陕西省延长县、佛坪县、留坝县、太白县、宁强县、宁陕县新型职业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问卷调查主要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陕西省选取6个县，在每个县随机抽取若干乡镇，然后用同样的方法选取一定数量的职业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26份，回收问卷311份，回收率95.4%。另外，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采用访谈法来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进一步了解职业农民的生活状况和职业农民培训的实施情况。

　　一、教育公平理论框架下职业农民培训的三个维度

　　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有关教育公平的测量维度，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瑞典教育学家胡森认为公平有三种涵义：一是个体起点的平等；二是中介性阶段的平等，即教育过程中受到平等的对待；三是最后目标的平等，即促使学生取得学业成就的机会平等[2]。我国褚宏启教授把教育平等界定为教育起点平等、教育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3]。王迈善教授按照教育公平的实现过程依次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4]。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教育公平维度的研究和欧盟教育公平指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教育公平问题也从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见图1，进而找到问题所在，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职业农民培训不公平问题突显

　　（一）职业农民培训起点不公平

　　1.女性培训机会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应能使社会所有群体中的人都能上学，所有年龄层的人都能上学，它应为全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5]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也应践行这一宗旨，为所有农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但是调查结果显示，311位参加过培训的受调查群体中，男性占80.8%，女性仅占19.2%，见图2。可见，男性参加职业农民培训的机会较多，而女性较少。原因是有些地区在选择培训对象時，偏重男性群体，忽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佛坪县高级职业农民苏沭名谈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该加强对女性的培训，我们合作社需要在农忙时雇佣大量的女性来采摘、修剪，但是现有很多农村女性没有机会参加培训，在技术、管理方面还有些不足。希望职业农民培训可以加大对女性的培训力度，培养一批懂技术、有文化的女性。”

　　2.学历水平低阻碍部分农户获得培训机会

　　从“教育公平”的本质来看，所有农民都应有机会通过培训提高其技能，其文化程度不应成为限制条件。但是我国各省的政策都将学历水平作为一项硬性指标加以限制，陕西省也不例外，如《陕西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初级职业农民应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中级原则上具备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高级原则上具备大专或相当于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现有的挑选标准无疑体现了我国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标准的较高期待，但实际上这一政策要求既违背了教育公平本质要求，也与现实的农户群体特征相悖。调查发现，参与培训群体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占54.1%，初中学历占32.1%，中专或高中占10.8%，大专或本科学历占3%，见图3。因此，如何从教育公平的本质涵义出发，关照农户的真实群体特征，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起点公平的重要议题。

　　延长县一位农民谈到：“现在参加培训的农民很少有初中毕业的，大多数都是小学毕业，有的初中没有上完，现在留在农村务农的都是40岁左右的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如果那时候上了高中，现在也不在农村种地。所以说，如果政府严格按着选拔标准来选拔，那农村大多数人都不能去参加培训。”

　　3.产业规模和经济收入的刚性要求损伤职业农民培训的公平

　　职业农民培训将产业规模和经济收入作为限制条件，导致产业规模、经济收入处于弱势的农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从经济收入角度来讲，2015年陕西省的年人均纯收入是24366元，根据《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初级职业农民收入应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10倍”的要求，初级职业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应该达到10万元左右，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万元的农民占97.3%，年均纯收入3～7万元的农民占1.7%，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0万元的农民仅占1%，见图4。可见，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收入达不到职业农民培训的要求。此外，48.3%的农民认为产业规模限制了农民参加培训，见图5，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偏重于产业规模大的农户，小规模农户参加培训的机会少，所以很难保证职业农民培训的公平性。

　　太白县鹦鸽镇一位农民提到：“职业农民培训的目的是让农民懂技术、会经营，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农民所需要的。但是，现在职业农民培训的限制条件太多，比如经济收入、产业规模还有学历，这些正是我们通过学习才能达到的，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学习的门槛了，这是不合理的。”

　　4.培训信息获取不公平

　　在信息时代，信息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然而不同群体在人际关系、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信息获取不公平。调研结果显示，43.7%农民认为限制条件受到农户个人与乡镇政府政策执行者间关系的影响，一些与政策执行者关系密切的农民总能及时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信息，也能利用便利的人际关系为自己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一些没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农民无法享受到便利条件。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也影响农民获取培训信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是信息传递的快捷方式。然而82.9%的农民没有使用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由此可见，如何保证农民及时获得培训信息是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起点公平的重要内容。

　　高寨子镇何家院村一位养殖户谈到：“我现在主要是养鸡，今年5月份左右开始养蜂，我想通过参加培训，学习到更专业的知识，但是村支书没有通知我去参加培训，因为平时和村干部走动较少，有好的政策肯定也不会想到我，去年的职业农民培训，我是在他们培训结束后才知道的消息。”延长县安沟镇一位农民谈到：“我们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村里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善，村子没有安装网线，村里的农民也不会使用网络，村民的手机也都是非智能手机，很难及时获取培训信息。”

　　（二）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不公平问题突显

　　1.培训资源配置不均等

　　培训资源是开展培训的基础，每位农民都应获得同等质量的培训资源，培训资源配置均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公平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同地区的资源配置存在较大差异。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太白县请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而佛坪县只找到临时抽调的工作人员，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参差不齐。其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不同，太白县使用互联网教学，利用远程教育对农民进行帮扶，而延长县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同地区享受到的财政补贴力度也不同，佛坪县每年培训名额仅有50人，政府的财政补贴相对较少，而太白县的政策资金相对较多。资源配置的不均等损害了农民的受教育权，也严重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公平性。

　　2.小规模产业农民无法公平接受培训内容

　　为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公平性，必须充分考虑小规模产业农民的需求。但是现实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存在产业偏向性和课程偏向性，导致小规模产业农民无法公平地接受培训。产业偏向性指培训内容倾向于当地主导产业，忽视了小规模产业农民的需求。例如在太白县，职业农民培训主要是蔬菜和种蜂培训，但是当地还有中药材、粮食作物的散户没有参加过培训。课程偏向性是偏重某项课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过多的注重农业技术指导，对农民素养、市场销售、涉农政策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保等涉及较少。

　　太白县梅湾村一位种植粮食作物农民谈到：“太白县的高山蔬菜最有名气、经济效益最好，因此当地政府针对主导产业组织培训、制定培训内容，而且几乎所有种植蔬菜的农民都有机会参加培训。但是，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很少，所以政府没有组织相关的培训。”青木川村菌菇合作社负责人也谈到：“我们这里的培训内容以酒店经营、餐饮业为主，没有菌菇种植的培训，农户的培训需求无法满足。虽然我曾以合作社负责人的身份参加过2～3次的菌菇种植培训，但是合作社內小规模的农户没有参加过菌菇种植的培训，菌菇种植的知识都很欠缺，大家都希望得到相关的培训。”

　　3.不同地区培训方式差异较大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式主要有农民田间学校、广播电视教学、互联网教学、固定课堂教学和跟踪指导服务，采用多样性的培训方式目的是满足农民的需要，确保公平。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一些较贫困的地区无法利用先进的培训方式。调查显示，75.2%的农民没有享受过广播电视教学，82.9%的农民没有享受过互联网教学，74%的农民没有享受过电视教学，见图6。此外，不同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不同，培训方式也应根据产业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固定课堂教学并不是适合所有地区、所有产业，田间学校的教学方式也不能使所有的农业生产群体得到实效。

　　（三）职业农民培训结果不公平

　　1.不同产业的培训收益差异较大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不同产业有不同作用。调研中发现，不同产业经过培训后出现了马太效应，例如，职业农民培训可以帮助从事蔬菜种植、中药材种植的农民及时地调整种植结构和管理技术，更快地增加收益；而农家乐培训对相关农民收益的影响较小，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职业农民培训没有改变传统弱势产业的发展现状，从事弱势产业的农民在培训中受益甚微，再加上他们获取市场信息的途径单一、时间滞后，导致在交易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留坝县一位农家乐的老板谈到：“培训教师授课内容大多是理论性的，不切合实际，例如讲师提到筷子的摆放需要距离盘子10cm，这些知识农家乐的服务员都知道，他们在实际操作中也都是用手来丈量。可见，对我们这些参加农家乐培训的农民来说，这些培训是不切合实际的，并没有多大意义。”

　　2.不同等级农民享受的政策优惠差异大，且晋升困难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要确保培训结果公平性，必须保证不同等级的职业农民享有均等的继续发展的机会。但在现实中，根据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等级的不同，政府的奖励扶持力度是不同的。调查显示，35%的初级职业农民表示没有享受财政补贴。而在访谈中了解到高级职业农民可以免息贷款200万元。可见，不同等级的职业农民享受的政策优惠差异较大。此外，在访谈中了解到初级职业农民晋升到中级职业农民非常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不能及时获得政策信息，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刚性要求过多，阻碍了初级职业农民的继续发展。许多优秀的初级职业农民因为限制性条件无法进一步发展。数据显示，初级职业农民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8.5%，中级、高级职业农民各占2.5%，3.2%，无证书的占15.8%。因此，只有保证占大多数的初级职业农民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才能保证培训结果的公平。

　　太白县塘口村一位初级职业农民谈到：“我参加完职业农民培训受到了一些启发，想要扩大自己的产业规模，却缺乏资金和政府扶持，我是初级职业农民，但初级职业农民的优惠政策少，高级职业农民可以贷款200万元，所以想尽快考取中、高级职业农民证书，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考。”

　　3.部分农民不能公平的获取证书

　　调研发现，对“农民能公平地获取培训证书”这一问题，15.3%的农民表示不同意，19.8%表示完全不同意，11.2%的农民表示说不好。原因有三点：第一，职业农民培训考核是总结性评价，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民的学习成果，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通过培训确实在产业发展上受益，但因为没有通过笔试考核而没有获得职业农民培训证书。第二，职业农民考核缺乏监督机制，职业农民对“培训政策执行有监督机制”问题，10.8%的农民表示完全不同意，9.9%的农民表示不同意，25.5%表示说不好。第三，职业农民培训执行过程存在不公平，43.6%的职业农民对“每位农民都能公平的享受职业农民培训政策”质疑，还有42.5%的职业农民表示不能及时获得培训信息。见图8。

　　三、完善职业农民培训政策，促进教育公平

　　（一）完善职业农民培训政策，提升培训对象选拨的公平性

　　针对职业农民培训起点不公平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的执行者还是政策的落实者，都应该以公共利益价值的标准来制定培训对象的选拨条件，放宽农民参加培训的限制条件，扩大职业农民培训对象的范围，给农民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保证职业农民培训起点公平。

　　（二）完善培训方式和内容，推进职业农民培训的过程公平

　　职业农民培训应该尊重差异性，这是因为职业农民培训的对象是认知方式、生活环境和发展路径不同的农民。如果仅是提供无差別的培训方式和内容，将无法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公平性。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该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克服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将互联网教学应用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运用先进的培训方式，使农民享受到同等质量的培训资源，提升培训的公平性。此外，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应与农民的产业需求、市场信息相匹配，为农民开设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满足农民个性化的学习需求，避免因农民被动学习造成的资源浪费，以提升职业农民培训过程的公平性。

　　（三）建立公平的考核机制，促进结果公平

　　职业农民培训应改变传统的考核方式，建立公平的考核机制，不单以分数作为考核结果，而是针对农民的实际情况将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同时在培训过程中，政策的执行者可以通过焦点团体法、参与观察法对培训对象进行多方面的考核评价，使评价不但具有筛选功能，还具有激励、导向作用。其次，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仅提供无差别的、单一途径的教育，对那些有额外需求的人群是不公平的。因此，政策执行者要为考核合格的农民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为初级职业农民提供晋升的机会，促进培训结果公平。

　　（四）创新培训模式，以合作社作为培训机构

　　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一种由政府主导，地方农业局或者农广校组织的上传下达的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权威性，但是存在过多的条件限制。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该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模式，将培训资金直接落实到合作社，以合作社作为培训机构，这样可以对合作社成员进行全覆盖，扩大培训对象，保证培训的起点公平。同时，也可以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地控制培训时间和内容，解决培训与实际情况相脱节问题，提升职业农民培训过程的公平性。以合作社作为培训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对农民进行考核评价，使评价结果更公平、公正。

　　作者：张笑宁等

　　第3篇：晏阳初定县实验对当前贫困农民培训的启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三五”期间的核心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确保到2020年農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又是最艰巨的任务[1]。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教育脱贫大有可为。贫困农民培训正是教育脱贫的一项具体措施，它是克服表面扶贫和治疗返贫顽疾的利器。本文探讨的贫困农民培训，指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性质的培训，非社会其他机构举办的盈利性培训。那么，关于如何更有效地实施贫困农民培训，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晏阳初先生以及他的定县实验。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是我国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倡导者，同时也是世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者，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他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也接受了系统西学的影响，17岁留学美国，上世纪20年代归国后正式投入平民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了终生。曾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主持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并任院长。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平民教育实践和研究，逐渐形成其平民教育理论。上世纪50年代后，协助菲律宾、泰国等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并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以其为首进行的定县实验是在“教育救国论”理念下进行的，主要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大方式，对定县农民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通过“博士下乡”，使现代科学、知识经验、科研机构、先进理念等下乡，促进了当地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当地生产力的发展。

　　晏阳初先生作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给国际平民教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农民教育实践是我们研究和开展贫困农民培训的宝贵财富，尤其是他领导的定县实验。晏阳初先生所谓的“平民”，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定县实验以县为单位，以当地农民为对象，旨在通过教育来改造定县的贫苦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定县实验是一次有完整方案、深入系统且取得一定成就的农民教育实践。因此，我们可从中总结对贫困农民培训的几方面启示。

　　一、争取散在资源，强化培训师资力量

　　晏阳初将定县实验概括为两个时期：准备时期和集中实验时期，从1926年冬到1930年秋可以算作准备时期[2]，历时将近四年，为后来的集中实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成了定县实验的成功。在实验前期，人才的准备是实验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定县实验是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教育救国有效路径的切实探索。在改造乡村、培养新民、固本宁帮理想的号召下，一批有学识、肯吃苦的专家学者跟随晏阳初深入农村，“农民化、化农民”。参与定县实验的专家学者们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的负责人，即领导小组；另一组是平民教育促进会聘用的具体执行实验方案的普通知识分子，即一般工作人员组。

　　据统计，定县实验的27名领导小组成员中，曾任专家、教授或其他高级职务者约占70%，确定具有硕士或博士学历者约占33%，确切留学者约占89%。他们所学的专业领域覆盖面较广，涵盖了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化学、农学、医学、美术、文学、戏剧等11个领域[3]。显然，定县实验领导小组具有学历和职称高、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专业领域广等特点。作为实验的核心，领导组的人员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验的成绩。此外，在聘用一般工作人员时，晏阳初也着重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创造力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进入定县，进行艰苦实验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人员1926年有66人，到1935年达到了500人[4]。定县实验的团队无疑是一个高素质的团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定县成为平民教育的典范。

　　与定县实验时期相比，今天的农民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总体来看，贫困农民的整体文化程度依然较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对培训的需求多样。此外，贫困农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情况等因素都给他们参与培训带来了困难。贫困农民培训任务依然艰巨，要想有效地开展培训，达到扶贫脱贫效果，人才准备必然要充分。

　　关于贫困农民的培训现状，笔者以辽宁西部某县为例。从对该县八个乡（镇）扶贫办负责人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县以及大多数乡（镇）确实为贫困农民搭建了培训平台，并且贫困农民对培训的积极性较高。但培训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属于公益性质，资源有限，导致培训机会的覆盖率低，覆盖面较窄，贫困农民培训变成一种形式。实际开展的培训主要是养殖、种植技术，培训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谈及原因，负责人们感叹“人手不够、物质资源也有限”。以上问题的解决，指向了培训资源的有效调动和培训师资队伍的建设。

　　定县实验团队让我们看到开发资源以及不同专业人才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当前参与到贫困农民培训中的人员，主要是农业相关行政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人员结构单一，培训队伍薄弱。定县实验属于专家领导、政府配合，现如今的贫困农民培训属于政府领导，但专家目前处于缺位状态。或者说，农业以及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们也不乏关心和倾注精力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培训者，但他们与政府当前的培训项目没能密切结合。贫困农民培训不仅需要专家的大力支持，也应该争取更多的相关资源，如争取基础教育各级学校、各类职业学校、其他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的人力及物力支持。建构一支结构稳定但人员能够流动、灵活的培训师资队伍。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领导者的统筹，更需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端正态度、加大力度，来完成这一极富意义与挑战的事业。

　　二、夯实调研基础，确保培训有的放矢

　　晏阳初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先调查再实践，边实践边研究，同时广义上的调查持续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这样才能发现真问题、真需求。“定县实验的目标，是要在农民生活里去探索问题[5]。”因此，在李景汉等学者的主持下，他们对定县的社会情况进行了科学、深入、系统、详细的调查，并形成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获得了各界人士的肯定。定县概况调查注重学术性、科学性的同时，更注意避免为调查而调查，坚持调查为实用。调查设计考虑当地具体情况，顺应农村社会习俗与传统，注重实际性和实用性。晏阳初特别强调调查的通盘筹划和全方位协同，使调查更容易开展，促使调查与其他工作相辅相成。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是定县调查的结晶，从该书的框架我们即可窥见调查的全面和详细之一斑。该书从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等17个方面（详见下页表1）展开，具体呈现了调查结果，其中包含314张统计表。总体而言，定县社会调查呈现出以下三方面关于中国乡村社会调查研究最主要的思想和方法：兼具认知、服务、改造三位一体的调查目的；借力传统社会关系与系统采用西方社会学调查手段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汇集专业人才、统筹当地各种资源、形成合力的调查资源[6]。

　　反观当前已有的各类农民培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培训内容单一且供需脱节，导致农民参与培训的热情减弱。培训内容单一及供需脱节，主要是因为培训责任方对农民具体情况，尤其是实际培训需求不了解，培训前期调查工作不足甚至缺失。当然，也不排除明确了培训需求，但因资源所限只能开展能开展的培训。这就又回到上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笔者在对辽西某县的县级以及乡（镇）相关负责人的访谈中，问及培训开展的依据以及培训需求的调查情况。大部分乡镇的贫困农民培训是根据政府掌握的当地情况，并且考虑整体发展而设置的。比如，某乡以果农为主，果园面积较大，因此开设一个短期的果树栽种及养护培训班，至于其他人的需求及当地的其他发展可能则没有顾及。在县级相关负责人的回答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无奈：调查是必要的，了解真实需求很重要，但由于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调查也只能了解到表面的信息，甚至贫困农民自己也不清楚真正的需求。这就涉及到如何开展针对农民的调查，如何调查外显的需求，怎样挖掘内隐但确实的需求。

　　定县调查属于社会学术机构的调查，作为非政府组织，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初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比如农民的排斥和不信任。因此，晏阳初强调调查要和实验的其他方面工作一同进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贫困农民培训需求的调查，更容易得到农民的配合，但另一个问题是，作为非学术、非专业人员，如何能使调查更系统、更深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并挖掘出农民口头表达背后的信息，这同样需要政府工作人员与专家合作，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在专家指导下进行调查，或者专家直接参与调查，都是可以尝试的选择。

　　从定县调查可知，贫困农民培训的前期调查虽然属于培训的“序曲”，但却至关重要。调查农民说来简单，落实却较难，需要系统筹划。调查人员需要对贫困农民以及当地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要考虑并顺应农民情况。在挖掘贫困农民培训需求，尤其是内隐需求以外，还要详细掌握贫困农民的文化程度以及能接受的培训方式等。调查是服务于培训的，因此调查重在了解事实，挖掘更多相关信息，设计实际的培训方案，使培训有的放矢、提高效率。

　　三、兼顾生存技能培训与发展性教育，志在“真”脱贫

　　通过对定县社会概况的调查与研究，晏阳初团队总结了定县乃至整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四大根源，即“愚、贫、弱、私”。“愚”指农民缺乏“智识”，即智慧和知识的匮乏。在当时，“目不识丁”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因此，平民教育初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扫盲”。“穷”顾名思义是贫穷、生活困难，主要指生活水平。“弱”主要指身体健康状况，病弱。“私”指“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8]。针对这四大问题，晏阳初提出了四种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由于定县实验意在“建设乡村”，他们关注的就是农民的整个生活，了解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在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农民教育也是全方位的，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设置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也要考虑到农民的长远发展问题，开展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实际上，四方面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生存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制约长远发展的因素，发展教育又不能不以生存教育为基础。在当时文盲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又将文艺教育作为其他三大教育的基础。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距今已近百年，但所谓的农村四大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现代农村社会中文盲已基本消除（此处的“文盲”仍指“目不识丁”者），尤其是50岁以下的农民。但总体来看，贫困农民的平均文化程度较低，相对于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相对于他们自身发展需要而言，在“智识”方面依然远远不足。晏阳初所谓的“愚”的问题依然存在。“贫”自不必言，今天贫困农民的贫困相比于定县实验时期已属“非贫”，但从社会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今天的生存条件来说，他们确实是贫困的。笔者开展调查的各乡（镇）乃至村，均设置了公示牌，公示出辖区内的贫困人口相关信息。其中包括“致贫原因”一项，疾病（含残疾）、教育投资、缺乏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是各乡（镇）呈现出来的几个主要致贫原因。其中，因病致贫占80%以上。显然，“弱”依然是贫困农民面临的一大威胁。晏陽初所指的“私”是相对于“公民”的“公”而言，从当前农村常见的垃圾治理困难、养老纠纷、邻里矛盾等现象来看，“私”还是有的。

　　贫困农民培训旨在“治贫”“脱贫”，但导致贫穷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贫”与“愚、弱、私”等其他问题密切相关，为脱贫而脱贫，只能是短期脱贫或者说“假”脱贫。因此，贫困农民培训不应该局限于“生计教育”。当前的农民培训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民培训工程（也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此暂归为此类）；以职业、创业、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雨露计划”；以重新组装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书培训；以传授科技以及科普为主要任务、依托高校实施的特派员示范培训工程；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9]。显然，目前的农民培训主要是对农民的农业技能或劳动力转移技能的培训，旨在迅速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可见的经济脱贫。不能否认，这样的突击式技能培训也有效果，但脱贫工作中的顽疾——“返贫”也暴露出这种效果的短浅性。扶贫、脱贫不是提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才有的行动，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但“返贫”也伴随至今。“数据表明，农村返贫率通常维持在2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达到60%以上”[10]。不能忽略人口老龄化等其他加剧返贫的因素，但目前的扶贫措施包括贫困农民培训，确实有急功近利的现象，这也是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4篇：北京山区农民培训的实践与思考

　　1引言

　　农民是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而且决定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整体素质较低，就需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培训工作。基于此，本文以北京山区为例，首先分析该地区农民的现状，其次重点阐述农民培训工作，最后指出农民培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北京山区农民的现状

　　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南麓，北部和西部为山区，南部和东部为冲积平原。北京山区包含7个区，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昌平区、门头沟区和房山区。据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山区农业人口数约为130万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22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529元。该区域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农业产业开发层次相对较低，而且结构比较单一。

　　2.1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北京山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的文化水平主要以初中、小学及文盲为主，大约占92.5%，远远高于北京市人口中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人口比例（46%）。农民文化水平各个区存在差异，偏远山区农民文化水平基本以小学为主，其余地区以初中为主。

　　2.2老龄化趋势相对严重

　　北京山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年龄主要以40岁及以上为主，其中40～49岁占总人口的26.8%；50～59岁占24.4%；60岁及以上占36.5%，这与北京市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44%）相比差距较大。

　　2.3农业生产相对落后

　　北京山区农业资源相对贫乏、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还是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山区地块比较零碎，土地质量等级较差，产量也相对较低，生产管理水平较差，有的偏远山区部分坡地出现长年荒地现象。

　　2.4信息化程度低

　　北京市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早，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农村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山区的农村信息化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高、信息资源开发难度大；二是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水平较低；三是山区农民信息意识不强、获取和应用信息能力较差。因此，北京山区的信息化程度较低，资源共享程度差，山区农村信息化建设与平原区农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北京山区农民培训

　　3.1培训目标

　　培训目标是指培训活动的目的和预期成果。在前期培训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可量化的培训目标，才能明确被培训对象的培训侧重点，提高其学习效率。在进行培训前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和目标，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培训，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从事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使接受培训的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

　　3.2培训主体和对象

　　目前承担山区农民培训任务的主体大部分是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在培训过程中往往出现脱离北京农村基层实际情况的现象，培训的内容往往专业性较强，通俗易懂性和使用性较差。分析原因主要是理论和实践出现脱节，缺乏对农村和农民现状的认识、对农业技术动态的掌握不全面，造成的培训效果是绝大多数农民听不懂，无法真正实现培训的目的。因此在以后的实际培训中，培训主体应该选择长期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熟悉农村农民情况的农业技术推广员。

　　培训对象要根据培训内容的适用性进行选择。一是要考虑培训的内容是否满足培训对象的需求；二是考虑经过培训以后农民是否能学会或者能掌握基本的技术操作；三是要注重农民的主观意愿；四是要考虑培训专业性和针对性的问题。

　　3.3培训方式

　　目前培训方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培训内容的多样性，而且体现在培训途径的多样性。培训内容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主要培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农民。通过开展农业科技知识，实用技术及农业政策、法律、法规等知识培训，提高其科技素质和务农技能，培养一批新型农民和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主要培训面向农村从事二、三产业和向城市转移就业的农民。重点围绕现代农业、农村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从业人员；三是农民创业培训。主要对在农村有创业愿望并有创业基础的人员进行培训。主要包括种养大户、科技带头人、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办人和有意在农村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等。

　　培训途径的多样性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面对面培训。主要是资料发放、授课式集中培训等；二是手把手教学。主要包括入户指导、田间实际操作培训等；三是远程培训。主要通过远程网络、电视、电话、手机短信等形式进行培训。在北京山区进行的培训还是应该以手把手教学为主，其它培训手段为辅的模式，让农民真正掌握农业科学技术，逐步提高山区农民的素质。

　　3.4培训时间和地点

　　农民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决定了培训时间的选择。培训时间应该尽量选在农闲季节，避免选在农忙时节，具体时间可以选择在下午进行，每次培训时间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进行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可以选在冬季进行，这样既能照顾在家务农人员，又能照顾外出务工人员。

　　培训地点包括室内和室外两种。室内培训地点一般应该选在该村的村委会进行，主要考虑村委会有固定的培训场所和条件，而且农民对村委会比较熟悉，有利于培训组织。室外培训地点一般根据具体培训内容进行现场指导，同时要加强与农民的互动交流，以便更好的完成培训工作。

　　4农民培训注意的问题

　　4.1培训内容设计

　　培训内容的设计应该减少理论知识，增加实际操作模块。培训内容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具有地域特色，能解决具体复杂的实际问题，同时又能满足农民的技术需求和对知识的渴望。

　　4.2培训语言通俗化

　　培训人在培训时候一定要注意培训语言的通俗性问题，尽量少用专业性强的词语和语句，用通俗简单的语言使广大农民能理解和接受。培训过程中要站在农民的角度和立场思考问题，实际培训中多列举贴近农民生活或熟悉领域的案例进行讲解和说明，积极与农民进行交流互动。

　　4.3培训组织

　　培训的组织问题非常关键。培训通知应该提前告知农民，具体组织可以由村委会或指定负责人进行组织，要通知农民这次培训的目的、培训的内容、时间与地点等相关内容。在培训前要先给农民交代注意事项，避免出现秩序混乱的现象，提高培训的工作效率。

　　5结论

　　本文分析了北京山区农民的现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民培训的具体建议和措施，并指出了培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该建议和措施符合北京山区农民和农村的现状和行业管理特点，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推广价值，对其它地区的相关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作者：董士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