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字》（TheScarletLetter）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Hawthorne）的长篇小说，同时也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小说以殖民地时期的美洲为背景，围绕主人公之间的爱恨、善恶、惩罚与报复、罪恶与救赎展开，在神性与人性的抗争、宗教与爱情的冲突的主题下，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社会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同时也展露出宗教法典的桎梏中依然隐约发光的人性。本文将通过探查作者的社会生活背景及小说的宗教时代背景，试图捕捉霍桑笔下主人公海斯特·白兰（HesterPrynner）身上所显露的微弱的人性之光。

　　关键词：宗教；海斯特·白兰；人性

　　一、背景介绍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清教徒势力猖獗的塞勒姆镇的一个没落的世家。家族中几代人都是狂热的清教徒，其父亲在他4岁时去世。自幼丧父随母寄居在外公家的他很早就开始研究新英格兰的清教史。1821年，霍桑在亲戚的资助下就读于自由思想活跃的博多因学院，深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学毕业回到塞勒姆镇后，从事写作。对于清教自身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复杂性，他有着诸多怀疑和困惑。因此，霍桑并不属于纯粹的清教徒，而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他一方面反抗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传统，抨击宗教信条的狭隘和虚伪；另一方面又受宗教传统的束缚，对清教禁欲和赎罪的教义予以认同，思想上表现为保守且矛盾。因此《红字》也就应运而生，在塑造笔下的人物形象时，霍桑所使用的言语和流露出的感情也常处于矛盾和对立之中，这使得作品中的主人公虽有一定的人性意识的觉醒，但由于仍处于宗教神权社会的控制中，这种人性的回归终究犹如昙花一现。

　　二、宗教桎梏下的爱情悲剧

　　《红字》以17世纪清教徒统治下的马萨诸塞州为背景，以海丝特·白兰的痛苦与救赎为中心，讲述了美国移民初期，在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一位一生蒙受宗教耻辱而直面生活的坚强女性。她在年轻貌美时嫁给了一位身体畸形多病的术士罗杰·齐灵沃斯，虽是夫妻但并无爱情。一次在同丈夫从英国移居当时英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的中途，丈夫罗杰被印第安人俘虏，从此杳无音讯。海丝特只身一人到美后，在孤独的寡居生活中，与英俊的青年牧师亚瑟·丁梅斯代尔相识并真诚地相爱，生下一女，起名为珠儿。此事被当时清教徒社会视为对清教法典的无视与挑衅。随后，加尔文清教政权将她作为训戒罪恶的一个标本，把她抓了起来投入了监狱，游街示众，要求胸前终生佩带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Adultery：通奸女犯）[1]，欲使其忍辱含垢度过一生。后来，她失踪的丈夫罗杰出现，得知此事后的他决心查出海斯特的同犯以报此仇。丁梅斯代尔身为虔诚的牧师，曾立誓献身宗教，却由于怯懦而隐瞒罪责，精神上备受折磨，加上罗杰的迫害，終于登上了示众台坦白自己的罪过，最终心力交瘁地死在海丝特怀中。一年后罗杰也郁郁而终。海斯特虽然含垢忍辱，却敢于面对现实，在受尽屈辱的孤苦处境中，她依靠自己的劳动顽强地生活。她尊重孩子狂野的天性，努力将珠儿培养成人。若干年后，珠儿长大成人，安了家立了业，海丝特却一人再度回到波士顿，胸前仍然带着红色A字，直到老死[3]。

　　霍桑从当时的社会现状入手，通过一部爱情悲剧来揭露宗教法典对人们精神、心灵和道德上的摧残，抨击了清教徒中的上层分子和掌握政治宗教大权的统治者的伪善和残酷，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了清教统治下人性发展的艰难与坎坷。

　　三、人性的回归——“归依”自然

　　那么，什么是人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又身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发起者——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具有自由意志，人有趋向于健康、创造性和自我满足等更高层次的内在趋势”[4]，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人类动机理论》一文中，率先提出“人的动机产生于人的需求”“激励源于人对需求的满足”等论断。为了阐明这些论断，他主张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且由低向高排列，构成了马斯洛需求理论金字塔结构。

　　第一层次——生理需求，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饥、渴、衣、住、行等方面的要求。第二层次——安全需求，是对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折磨的需要，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等可以被归纳为安全类型的需要。第三层次——社交需求，即爱与归属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和友谊；爱情的需要，即渴望爱与被爱的需要；二是归属的需要，即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第四层次——尊重的需求，希望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表现和成就得到社会的认可，又可分为自尊与他尊。第五层次——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4]。

　　小说中的海丝特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追求自由和真爱又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在教统思想的长鞭下，她没有被驯化，幻想着一个宗教法典不再绑架人们的言行和思维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她渴望爱与被爱，无畏追爱；渴望自由与平等，特立独行；渴望归属与尊重，自我实现……这些她所做的一切无不体现人性的回归，这种稀有的人性光辉在小说中不断升华。

　　（一）爱与被爱，大胆追爱

　　移居波士顿生活的海斯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与青年牧师狄梅斯迪尔相爱，并产生了爱的结晶。在当时政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宗教的约束，这段违背了宗教道德和法典制度的爱情终将以悲剧结局。然而，海斯特不顾当时的封建礼教和宗教道德的束缚，感受自己的心声，追随爱情的呼唤，愿意为爱情承担一切后果。她曾勇敢地鼓励丁梅斯代尔与她一起逃离波士顿，到海外去重建幸福生活。这种在当时来看大胆的举动是海斯特对拯救封建政权与教权压迫下的爱情的极力一搏，是对人权和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她的行为是她人性的自然驱动，但也是对宗教的反抗和对夫权的挑衅。因而注定会遭到广泛的抨击、嘲讽和侮辱。

　　面对这些潜在的礼教道德利剑，海斯特没有动摇，她对爱情执着且不悔。在枷刑台上，海丝特似乎感受到了审讯人丁梅斯代尔牧师内心的挣扎与苦楚，为了不让他遭受侮辱和伤害，她决定把她与丁梅斯代尔之间的爱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拒绝说出同犯的姓名，宁愿独自承担所有的痛苦。因为爱情，她宁愿自己忍辱含垢的生活，也不愿让心爱的人遭受伤害。当她的丈夫罗杰逼她交代奸夫时，海斯特坚决地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了”[2]，一句话承载了爱情的所有分量。她对神圣爱情的追求使她在强大敌人面前顽强坚定，体现了她对社会无言的抗争，更体现了自然流露出的人性和对人性的尊重。

　　（二）独立人格，主观能动

　　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在教权统治下，人们基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教权始终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代替了人们的判断。而海斯特乐观勇敢，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她不以社会准则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用自由的精神思考自己的生活，跟随心声做出自己的判断，表现出那个时代少有的主观能动性。当她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做出选择时，她都听从内心的声音。

　　海斯特头脑中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受到社会道德与法典的漂洗，她相信爱丁梅斯代尔的直觉，自然地认定她与丁梅斯代尔的相遇是爱情所至。她曾为了捍卫爱情勇敢地鼓励牧师同她一起出逃；在绞刑台上面对众人的诟骂，牧师的逼供以及丈夫的質问，海斯特没有道出同犯的姓名，决心一人承担所有罪名；她为了争取做母亲的权利，在贝灵汉的官员对她的威胁下，她拒绝抛弃珠儿，并在后来的生活中纵容珠儿追随天性做事。这些都显露出了海斯特在教统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与人格。在世俗的谴责下，她勇敢地追随独特的本性用自己的方式去保卫她所爱的人。

　　（三）追求人权，自我实现

　　小说对海斯特的描述不仅凸显了她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体现了她对平等自由的向往、对基本人权的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海斯特积极地对待生活，勇敢地面对现实，被释放出来后，并没有出走以逃避自己的罪恶，反而在远离镇上的一间小屋住下。

　　在社会的压力下，面对艰难的环境，海斯特没有低头。她能做得一手精美的针线活，把社会定义她罪责的字母用精巧的镶边和迷人的金线勾勒，平日里也通过做些针线活使她和珠儿得以生存过活。尽管她们生活得很艰辛，但海斯特还将她多数的积蓄用在了救济他人上面。她为穷人送去衣服和食物，在他人遇到灾难或困难的时候，她会尽所能地给予帮助。在瘟疫流行之时，她更像是一位天使将温暖和舒适送与他人，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她的善行不仅给了她胸前A字一个新的诠释，更是用善行诠释出了人性的乐观与温暖。在这样一个被宗教法典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中，海斯特在用她人性的点点光芒驱散人们头顶上空的阴霾，不知不觉中，人们对她偏见也开始渐渐消散。

　　四、人性的回归——“皈依”社会

　　海斯特的种种渴望在现代社会皆可实现，然而，在社会教统思想的熏染下，她的思想里面或多或少隐藏了部分矛盾因素。她心底渴望自由、人权和平等，却认为人生来有罪。在她的潜意识中是认为自己的作为是有罪的，因而在教堂的诱导下，她主动接受了惩罚。当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绞刑架前时，她朦胧地感觉到她的整个生活和这个代表了罪与羞愧的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作为有罪，所以她主动回来继续佩戴红字为自己的罪责忏悔。这些忏悔和赎罪说明了她灵魂里存有的叛逆精神已经被宗教道德渐渐吞噬。她的那些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最终被宗教法典同化。宗教道德成功地“拯救”了一个失落的灵魂并且把它变成了温顺的羔羊。

　　海丝特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品质从她刚走出世俗的监狱后，就已经又踏入了清教主义神权文化监狱之中了[5]。宗教枷锁的束缚下，海斯特如同浮游摇曳于天水之间，朝生而暮死，心存希望的她苦苦挣扎，对清教统治的抗争终究在无形之中以“皈依”社会而告终。

　　一段遗憾人生，一部爱情悲剧，霍桑把愿望寄存于小说，通过对小说中社会的描述和人物的勾勒，折射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社会的阴暗与陈腐，但也呈现出人性的独特光辉，它源于内在，归于社会，终于时代。